宇文融虽精于理财、使国库充盈,却因骄矜自用、结怨朝堂,终致贬死途中。

宇文融者,唐玄宗开元年间之干吏也。彼时天下承平日久,然户籍隐漏、赋税流失,国用渐绌。宇文融受命清查逃户、括检田亩,推行“括户”之策,短短数年,朝廷岁入激增,“仓库充实,足以支数十年之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玄宗得以广修宫室、厚赐妃嫔,实赖其财计之功。然功高易骄,宇文融自矜其能,常言:“姚崇、宋璟虽贤,理财之术,孰与我?”此语非但失谦,更犯朝堂大忌。
古人云:“满招损,谦受益。”《尚书》之训,宇文融竟忘之于掌权之际。彼见信安王李祎破契丹凯旋,玄宗设宴劳军,礼遇甚隆,遂疑其将夺己相位。不思同舟共济,反欲罗织罪名以倾之。岂料李祎先觉,密奏其事。翌日朝堂之上,宇文融果劾李祎,玄宗察其挟私构陷,勃然怒曰:“卿为宰辅,不务协和,反生猜忌,何以率百僚?”即日贬为汝州刺史。
宇文融之败,非止一眚。其主财政时,虽增国帑,然手段峻急,多扰民间;又性刚愎,轻慢同列,朝中宿臣如张说、裴光庭等皆恶其专横。一旦失势,群起攻之。史载:“融既得罪,百官交章论其奸佞,遂再贬岩州司户,流徙途中,卒于道。”(《旧唐书·宇文融传》)一代理财奇才,竟以罪人终,可叹亦可警!
须知权位如舟,德行为舵。无德而居高位,犹无舵之舟,风浪稍起,便覆没无余。宇文融之智足以富国,而其量不足以容人,其识不足以远祸,此乃古来能吏之通病也。
观夫开元初年,姚崇、宋璟相继为相,一则“救时之相”,一则“守文之良”,皆以清慎持身、协和群僚为本。宋璟尤以刚直著称——武后宠臣张昌宗妄称有“天子之相”,宋璟力请按律治罪,虽天子曲庇,终使其亲诣谢罪。然宋璟亦因币制改革操切、民怨沸腾,于开元八年罢相。可见治国之道,非独理财足用,更在平衡人心、调和鼎鼐。
宇文融之兴也速,其败也忽。恰如杜牧《阿房宫赋》所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其事虽远,其鉴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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