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三堂会审”是哪三堂从哪个朝代开始的

“三堂会审”始于唐朝，由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明清改为都察院）这三个部门协同办案。

提起这“三堂会审”，诸位大概都听过戏文里《玉堂春》的故事，那苏三蒙冤，从洪洞县一路跪到了太原府，若非最后来了个三堂会审，怕是这出戏就要唱成悲剧了。这戏词儿里唱的是悲欢离合，可若翻开史书，这四个字背后的分量，那是沉甸甸的。

三法司的演变与制衡

咱们先得弄明白，这“三堂”究竟是个什么来头。其实它有个学名，叫“三法司”。这制度起于大唐，那时候的三堂，指的是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到了明清，御史台被撤了，改成了都察院，但这三足鼎立的架势没变，换了个马甲接着用。若拿现在的机构硬套，虽然不太贴切，但为了方便理解，大概可以看作是公安、法院和纪委的合体，只是古人没分得那么细。

这其中的道理，深得很。咱们现在的法律讲究个“制衡”，公安侦查，检察院公诉，法院审判，各管一段，谁也不能越界。古人虽然没这现代法理，但也懂“过犹不及”的哲学。刑部主审，大理寺复核，都察院盯着。这就像道家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多一道工序，就多一分公道。若是让一家独大，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那便是“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冤假错案也就跟着来了。

说到这“制衡”与“平衡”，倒想起个道家的小故事。当年张三丰祖师在武当山修道，讲究个“圆融”。有人问何为正义？祖师笑而不语，画了个圆，说：“法如圆，缺一角则不公，多一角则溢。”这三堂会审，便是为了补全这个圆。刑部如阳，主杀伐；大理寺如阴，主宽恕；都察院守中，以此维持太极的流转。若是一人说了算，那便不是圆，而是刀，伤人伤己。

在明清以前，大理寺审百姓，御史台审官，最后都得过刑部这一关。到了明清，刑部和大理寺的职能对调，刑部管审，大理寺管复核，都察院依旧是个“找茬”的角色。一个初审，一个复核，还有一个在旁边瞪大眼睛挑刺，这便是古人对付大案要案的法宝。

大奸大佞的最终归宿

这“三堂会审”既然场面这么大，自然不是谁都能享受的“待遇”。按照《大明令》，打板子这类小事，州县自己就断了，只有涉及徒刑、流放以上的重罪，才轮到中央出手。而能让三位尚书级的大佬同时坐堂的，那更是凤毛麟角。

能进这三堂的，通常只有两类人。一类是那些曾经权势熏天的大奸大佞。像明朝的刘瑾、魏忠贤、严嵩，当年那是何等的风光，九千岁、丞相，呼风唤雨。想要扳倒他们，普通的审讯根本压不住，非得三法司联手，才能把这盘根错节的势力连根拔起。这时候，三堂会审就是一把利剑，专门斩这些无法无天的龙头。正如孔尚任在《桃花扇》里写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除了大奸大佞，还有一类是造成了重大后果的责任案件。案情复杂，影响深远，为了尽快结案以安民心，也得动用这最高规格的审判。不过，这三堂虽然威风，却做不了主。毕竟案子太大，太敏感，审完了还得报给皇帝，等着皇上那一锤定音。

说到底，这“三堂会审”既是制度的体现，也是皇权的延伸。它试图用一种集体的智慧去对抗个人的私欲，在历史的洪流中，努力维持着那一点点脆弱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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