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杨坚在位期间共处决了七位开国功臣,分别是刘昉、梁士彦、宇文忻、王谊、元揩、虞庆则及史万岁,其罪名多为谋反、言语悖逆或触怒龙颜。

读史如观镜,照见的不仅是兴亡,更是人心。杨坚之父杨忠,曾是北周的随国公,武艺高强,颇有将帅之略。杨坚承袭父爵,于公元581年受禅称帝,因忌“随”字带走之旁,恐国运不祥,遂去“走”旁,定国号为“隋”。这大隋朝,乃是五胡乱华后汉族重新建立的大一统王朝。
世人多瞩目于其子杨广的暴烈,却往往忽略了杨坚本人的深沉与果断。若无这份心机,他也难以从北周静帝手中接过玉玺。当年杨坚以外戚身份辅政,全赖刘昉、郑译二人矫诏拥戴。然而,帝王心术,向来是“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正如汉高祖刘邦诛杀异姓王,这历史的剧本,总是惊人地相似。
开皇六年,刘昉、梁士彦、宇文忻三人因谋反罪被诛。这三人皆是开国勋贵,为何建国不久便要反?史载皆因不得重用,心生怨望,加之情感纠葛,最终酿成大祸。
其实,刘昉被冷落,多半是咎由自取。想当年尉迟迥起兵,杨坚本欲命刘昉监军,他却推脱无经验;命郑译去,他又说老母无人照料。这种关键时刻的掉链子,让务实的杨坚心生戒备。登基后,杨坚疏远了这位昔日“死党”,刘昉不思收敛,反倒整日沉溺享乐,甚至贪恋好友梁士彦妻子的美色。
人若不知进退,便是自寻死路。刘昉为了弥补私欲,竟荒唐地想推梁士彦称帝,这哪里是造反,分明是急着去死。梁士彦本是北周旧臣,虽平定尉迟迥有功,却始终不被杨坚信任;宇文忻则是因为功名太盛,不懂得韬光养晦,被杨坚找借口撸了官职。这正如《道德经》所言:“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锋芒太露,终究难以善终。
除了上述三人,另有王谊、元揩、虞庆则、史万岁四人亦遭毒手。王谊是杨坚的同学,因“言论丑恶”被赐死。杨坚杀他时内心或许也挣扎,但他深知,为君者,必须维护律法尊严,否则何以服众?
元揩与虞庆则,皆因被人告发有反心,杨坚不问青红皂白,直接处斩。最令人唏嘘的是史万岁,这位战功赫赫的将领,只因在朝堂上顶撞杨坚,为将士讨赏时言辞激烈,惹得龙颜大怒,当场暴毙。伴君如伴虎,一言不慎,便是身首异处。
这七位功臣,五位死于“谋反”,两位死于“口舌”。做臣子的,光会打仗不行,还得懂政治、知人性。道家祖师老子曾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可惜这些功臣,有智而无明。
想那吕洞宾未成仙前,在长安酒肆遇钟离权,钟离权以此“黄粱一梦”点化他,让他看尽荣华富贵后的凄凉,吕洞宾这才顿悟,弃官修道。若刘昉、史万岁等人能有此番觉悟,看透这权力的虚妄,或许也能像范蠡那样泛舟五湖,落得个逍遥自在,何至于落得个身死族灭的下场?
《隋书》评价杨坚对元勋功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这七个字背后,是七个家庭的血泪,也是封建皇权残酷无情的铁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碾碎的不仅是肉体,更是那些未能参透“功成身退”之道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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