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酷令:聚众喝酒为杀头罪。这一酷令背后,隐藏着西周初年统治者对商纣亡国的深刻反思。

按照司马迁《史记》的说法,商纣王亡国的直接诱因是大吃大喝与放纵情欲。关于大吃大喝,还流传着“酒池肉林”的说法,即商纣曾“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然而,《尚书》中的《周书·康诰》并未提及这些具体的细节,而是总结了商纣亡国的教训,将饮酒无度列为最直接原因。
新建立的周王朝深知吃喝亡国的教训,因此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首先,征服者们陶醉于胜利,难免放情豪饮。其次,被征服的殷商旧族也难以改掉豪饮狂吃的习惯,这无疑会影响征服者的行为。为此,周公姬旦颁布了《酒诰》,明确禁止群饮。他在训令中写道:“若有群饮者,汝勿纵,尽执拘以归周,予其杀。”这条严厉的条款旨在防止不满情绪被点燃,从而引发造反。
值得注意的是,姬旦并非完全禁止饮酒,而是采取了分级措施。在王朝首都担任各级官职的贵族子弟不可经常饮酒;在诸侯国担任各级官职的贵族子弟只有在祭祀时方可饮酒;而对于居住在卫国的殷商旧民,则允许他们在父母高兴的情况下饮酒。这种细致入微的政策体现了周公的智慧,既避免了全面禁酒带来的矛盾,又有效防止了可能引发的动乱。
周公的残酷政策在西周初期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但到了第十代君主姬胡(周厉王)时期,禁酒训令却逐渐失效。周厉王的近臣荣夷公贪财好酒,还拒绝任何批评。当时的人形容他“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即他说顺耳的话就谈几句,听到不顺耳的话就装作喝醉了,不予理会。这种态度导致了内部变乱,最终政变发生,周厉王被赶跑,逃到彘地,屈辱地度过了14年,最终去世。
政变发生后,“共和”二字首次出现在中国历史文献上。周公与召公两大传统政治家系共同主政,度过了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14年,这段时期始于公元前841年,结束于公元前828年。从公元前841年起,中国历史才有了确切的纪年,官方文献开始记录每年发生的事件。此前的事情只能说是大致的年代,例如姬旦写的《康诰》训令只能确定是在成王初期、周公摄政之时,而无准确年份。
调侃地说,正是周厉王一代的酗酒,给中国带来了准确纪年的起点。
古今中外,“禁酒令”屡见不鲜。据《战国策》记载,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将仪狄酿的酒进献给禹,禹品尝后觉得很好喝,但随即担心后世因酒亡国,便下诏令仪狄不再酿酒。然而,大禹的禁酒令并未对后世起到警示作用。夏桀“做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最终因贪杯而丢了天下。
殷商时期,纣王继续纵酒亡国的命运,他“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最多一次竟然连喝了七天七夜。商亡之后,周武王为了争取前朝遗老的支持,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在朝歌封了国,同时在旁边又加封了邶、鄘、卫三国以加强监督,被称为“三监”。武王去世后,成王即位,年仅13岁,导致许多诸侯心怀不满。原本用来监督武庚的“三监”,此时竟然扶植武庚召集殷商遗老叛乱。叛乱被周公镇压后,周王室意识到禁酒令势在必行,于是制定了历史上第一个成文禁酒令——《酒诰》。
《酒诰》特别针对新封在卫国的“康叔”,告诫他切不可放纵饮酒误国误己。卫国是原商朝统治的核心区域,此地民俗民风大多以酒为乐,因此这篇禁酒的法令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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