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不爱钱在明朝是最大的谎言

大明王朝后期的腐败已经到了沦肌浃骨的地步，侵蚀到了社会肌体的每一个细胞。办一件事需要多少贿赂，明码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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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高薪在历史上很有名，同样有名的是明朝的“薄俸制”。论者动不动就说，“明官俸最薄”，“俸禄之薄，无以逾明者”。

明朝俸禄确实是非常微薄，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受元朝薄俸制的影响，另一个，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统治思路。

▲朱元璋，图源自电视剧《大明风华》

因为出身贫苦，朱元璋终生痛恨贪官污吏。他曾说：“昔在民间时，见州县长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民者，罪之不恕。……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 矣。”

朱元璋不了解，正是元朝的薄俸制助长了官吏的贪污腐败。朴素的农民式思维让他认为“当官的没几个好人”。因此，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苛刻的。

在制定俸禄制度的时候，朱元璋对自己的亲戚家人待之唯恐不厚，宗室贵族的俸禄异常丰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有一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这还不包括丰厚的土地赏赐。但与此同时，朱元璋以开国之初，经济凋敝，“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为由，又把官吏的俸禄定得出奇之低，对普通官员以“薄俸”为主流。

明朝俸禄之薄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明朝官员没有了职田。

从唐朝开始，地方现任官员俸禄中都有一项特别稳定的收入——职田收入，但是朱元璋却毅然废除历代相沿的职田制度。原因很简单，他要把天下官田都留着赏赐给自己的子孙。各地王府的赐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

第二，禄米数量也大大降低。没有职田，官员俸禄中只剩下粮食，也就是禄米这一项，而且标准也大大降低。

明朝正一品年俸是禄米1044石；正二品732石；正三品420石；正四品288石；正五品192石；正六品120石；正七品90石；正八品78石；正九品66石。这个标准是历代最低的。顾炎武说：“‘唐兴，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今之制，禄不过唐人之什二三，彼无以自赡，焉得而不取诸民乎？”也就是说，唐朝上州司马是五品官，每年收入数百石，还有月俸六七万钱，收入足以庇身给家。而明朝官员的收入，不过是唐朝的十分之二到十分之三。

明朝俸禄制与秦汉以来历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宋朝以前，历代虽然低级官员收入不高，但中高级官员通常都是高薪。而到了明朝，连高官也得承受低薪之苦。明朝中后期，最高级的正一品官员的全年俸禄折合成银子不过才三百两左右，抵不上一个京师富家子弟三个月的花费。所以，明朝低薪制贯穿上中下级所有官员。

▲经典电视剧《大明王朝》中刻画的明朝官员形象

第三，不仅如此，朱元璋甚至舍不得给退休官员开工资，阎步克在《品位与职位》中说：“国初的致仕者居然没有俸禄，赐半俸终身就算是优礼了。”

第四，除了低薪制，朱元璋还取消了官员的许多其他特权。

唐宋两代，官员的子弟会得到“荫封”，可以直接做官，而朱元璋则取消了这一做法，大官之子虽有“荫叙”，但所叙的只是“禄”而非“官”，想做官仍要参加考试。

和今天的“党内警告”“降级撤职”作为一种惩罚一样，明朝以前，官场上一直实行“以官抵罪”，即官员犯罪，以降职或夺官作为一种抵罪措施。然而，这一特权也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勾销了。官员犯罪，与百姓同样，该坐牢的坐牢，该流放的流放，一点也不予宽容。薛允升因云：“唐律于官员有犯除名、官当、免官、免所居官，委曲详备，其优待群僚之意，溢于言外。明律一概删去，古谊亡矣！”因此，有人说，朱元璋是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皇帝”。

很明显，在分配帝国利益蛋糕时，朱元璋把官僚体系排除在外了。

朱元璋的做法显然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他希望这些孔孟之徒能“见义忘利”，吃着孔孟的精神食粮，忘我地为他工作。其实，从一个农民的角度思考，朱元璋认为他给官员的不算太少，因为比起农民来，他们的生活还是优越的。更何况，精打细算的朱元璋认为，做官对中国人来说，除了直接的物质收获，还会有成就感等心理上的报偿。

朱元璋这样教育广大官员：如果你们清廉为官，虽然收入不是特别丰富，但“守俸如井泉，井虽不满，日汲不竭渊泉”，毕竟可以无忧无虑地生存下去。另外还能“显尔祖宗，荣尔妻子，贵尔本身”，“立名于天地间，千万年不朽”。所以，他觉得他对官员们还算是够意思的。

但实际上，这样的低薪“不足以资生”，导致很多官员难以养家糊口。

比如洪武年间的陕西参政陈观，“在陕以廉谨称。……其卒也，妻子几无以自存”。一死，妻儿老小马上就无法生活了。

洪武年间的吏部尚书刘崧“幼博学，天性廉慎。兄弟三人共居一茅屋，有田五十亩”。出仕之后，家族经济情况没有任何变化，“及贵，无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伤，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居官未尝以家累自随”。一条被子盖了十年，被老鼠咬破了才换条新的。但是旧的还要缝缝补补，给儿子当棉衣。

永乐时期的户部尚书秦纮为官四十余年，其“妻菜羹麦饭常不饱”，“及卒，家无余资。未几，子孙有贫乏不能存者。”

子孙一下子成了贫民。

02

朱元璋时代，俸禄已经如此之低。

按理说，在朱元璋去世之后，随着经济恢复，社会发展，明朝统治者们应该大幅度提高俸禄。但事实是，洪武之后，明朝俸禄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逐步降低。

其主要原因是明朝俸禄的“折色”制度。

明初俸禄主要是用粮食来发放的。但是，当国库中的粮食不够用时，偶尔也会发点其他东西来代替，这就是所谓的“折色”。折色最早始于洪武年间，在朱元璋去世后越来越普遍。

建文四年（1402年），户部称，“天下仓粮，宜撙节以备国用，各处都司官俸，旧全支米者，宜米钞中半兼支”。也就是说，因为国家粮储不足，所以各处都司发工资时，一半发钞票，一半发粮食。到了正统四年（1439年），又诏称“南京及在外文武官吏俸米、军人月粮，近为粮储不敷，减分支给，以钞折充”。折色渐渐成为定制。

问题和元朝一样，明朝的钞票经常严重贬值。《廿二史劄记》卷三十二“明官俸最薄”条记载：

“洪武时，官全给米，间以钱钞，兼以钱一千、钞一贯抵一石。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卑者支米十之七八，九品以下全支米。后折钞者每米一石给钞十贯。又凡折色俸，上半年给钞，下半年给苏木胡椒。成化七年，户部钞少，乃以布估给，布一匹当钞二百贯。是时钞一贯仅值钱二三文，而米一石折钞十贯，是米一石仅值二三十文钱也。布一匹也仅值二三百钱，而折米二十石，是一石米仅值十四五钱。”

朱元璋时代，偶尔也会发钱发钞，但是，那时钞票还好用，本应发一石米，实际所发之钞，大约值一两白银，和市场价格大致相当。但是到了明成祖时，因为钞票贬值，本来应该给一石米，实际所发钞票，却只能兑现白银一钱到二钱，就是说，已经贬值到只剩原来的一成到二成了。

到了成化年间，一石米发给十贯钞，看起来比洪武年间涨了十倍，而事实上，那时十贯钞才值二三十文钱。也就是说，贬值到原来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如果按半粮半钞算的话，官员实际只能领到部分粮食，以钞折算的部分就算是给国家做贡献了，工资相当于降低了百分之五十。明朝的皇帝们就是这样和百官耍流氓的。

时间长了，百官当然纷纷抗议，皇帝于是不发钞票，改发其他东西。发什么呢？发胡椒，发苏木。胡椒和苏木，一个是调料，一个是颜料，为什么发这些东西呢？因为这些是从外国进口的奢侈品，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进口多了，宫中堆积多年，眼看着要放坏了，所以拿出来给百官充工资用。

成化五年（1469年），实在没钱给百官开支了，甚至发衣服被褥，将内库所存的“纻丝绫罗、纱褐缯布之衣帨衾褥以及书画几案、铜锡磁（瓷）木诸器皿……以充俸钞”。就是说，皇宫大库存的绸缎布匹、衣服巾帕、被子褥子、桌子椅子、瓷茶碗锡茶壶都拿出来发给百官。反正宫里什么东西多就发什么。

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来给百官发工资？当然是因为国库没钱了。那么为什么大明王朝会穷成这样呢？主要原因是天下的银子都发给朱元璋的后代了。

我们说过，朱元璋虽然给百官的俸禄标准定得很低，却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规定了极高的俸禄水平。朱元璋规定，他的后代由于身份高贵，不能从事任何社会职业，增加收入的方式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所谓“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

所以，明朝皇族拼命生孩子。弘治五年（1492年）年底，山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汇报，山西庆成王朱钟镒已生育子女共九十四人。不久，另一位藩王刷新了这一纪录，这位藩王光儿子就多达一百余个，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彼此都不认识。这就是史书上所谓的“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

这仅仅是明朝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这些王爷好比种子，一二百年过去后，在各地繁衍出的数量大得十分惊人：山西一省，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经增长到一千八百五十一位。洪武年间河南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万历年间，已经有了五千多个皇族后代……

据明末徐光启的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数每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而当代人口史学者推算的结果是，明朝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十倍。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

▲《大明风华》 里朱元璋的子孙

这样，国家财政就出现了难以支撑的窘况。嘉靖四十年（1561年），朝廷曾经算过一笔账，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王府的禄米支出竟然达到了八百五十三万石，缺口是四百五十三万石。天下所供，竟然不能满足王族所需。所以当时官员们说，“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 廪”。

实在拿不出银子给百官发工资，发点东西大家倒也能理解。

问题是，皇帝们的小算盘仍然打得非常鸡贼。好比这东西本来只值十块钱，但是皇帝却非说能值一百块钱。比如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每斤胡椒算成十六贯钞票，苏木每斤算八贯钞票。但到了明宣宗宣德九年（1434年），仅十年时间，胡椒每斤就算成一百贯钞票，苏木每斤算成五十贯钞票，翻了六七倍。

成化七年（1471年），因为国库里存的棉布太多，积压久了，眼看都快烂了，皇帝遂宣布，以后就用细布给百官开工资。什么标准呢，一匹细布折算成二十石米。然而，明朝最好的三梭细布，一匹也不过能换二石米。皇帝显然把布价抬高了十倍。

成化十六年（1480年），细布也快发光了，又发粗布，而且“每阔白布一匹折米三十石”。一匹阔白布，也就是粗棉布，本来不过值银子三四钱，却算成三十石粮食，这就把布价抬高了近百倍。所以《明宪宗实录》称：“然三梭（布）一匹极细者，不过直银二两，而米价遇贵则有一石直银一两者。今布一匹折米三十石。轻重已自悬绝。后乃至以粗阔棉布直银三四钱者，亦折米三十石，则是粗布一匹而价银直三十两，自古所无也。”明朝皇帝们的无赖嘴脸就是这样毫无遮挡。

就这么低的工资，在明朝还常常拖欠，甚至数年不支。明人王琼在《双溪杂记》记载：“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

顾炎武总结明朝俸禄史说：“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于是粮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布折钞，以银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朝廷在发俸禄时，在银子、粮食、布匹之间反复折腾，但是不管怎么折腾，反正是越来越有利于皇帝，越不利于百官。

在明初洪武至宣德六十年间，载入《明史·循吏传》中的著名清官占明朝循吏总数的六分之五，这不能不说与薄俸制有关。明朝那些恪守节操不想大肆贪污的官员，无一不生活得非常艰难。

宣德年间，像礼部侍郎这样的高官，死后甚至都不能安葬。“邹师颜，宜都人。……为礼部侍郎。省墓归，还至通州，卒，贫不能归葬。尚书吕震闻于朝，宣宗命驿舟送之。”

正统元年（1436年），左副都御史吴讷曾说：“近小官多不能赡，如广西道御史刘准由进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其母妻子女，贷同道御史王裕等、刑部主事廖谟等俸米三十余石，去年病死，竟负无还。”成化年间，曾以廷试第一名为翰林修撰的罗伦，在被贬为福建市舶副使时，因微薄的官俸不足开支，只好靠卖字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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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明朝官场贪腐发展的曲线图，与俸禄高低有着直接的关系。明朝贪风之盛行，恰恰发生在洪武朝以后，与俸钞折色之制同步。折色越低，贪污腐化就发展得越厉害。

永乐时期，因为折支钞票的普遍化，贪腐也开始普遍化。

有人描述其情形说：“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养活之计。虐取苛求，初无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间有廉强自守、不事干媚者，辄肆谗毁，动得罪谴，无以自明。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货赂，剥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积几何，而内外上下诛求如此。”

对于这种情况，官员们纷纷指出，薄俸制是主要原因。比如任双流知县的孔友谅抱怨说：“国朝制禄之典，视前代为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禄，其余大小官员自折钞外，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仰事俯育，与道路往来费，安所取资。贪者放利行私，廉者终窭莫诉。”

永乐年间的著名清官李贤说：“若夫俸禄所以养廉也，今在朝官员，皆实关俸米一石，以一身计之，其日用之费不过十日，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为，欲其无贪，不可得也！”大理寺右少卿戈谦也说：“且计一官，其家少者五六口，多者十余口，俸既不足，则其衣食器用、仆隶之需，必出于民，为害非小。……因国用浩繁，文武官吏俸给什撙节其六七，所得不给其所费。”

从永乐之后，贪腐一代比一代严重。何瑭说，洪武晚年，“渐启贪赂之习，积至正德年间，其弊极矣，官以赂升，罪以赂免，辇毂之下，贿赂公行，郡县之间，诛求无忌。小民受害，殆不忍言。百姓困穷，盗贼蜂起，国家之事，几至大败”。他也认为薄俸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官吏之俸薄，“故官吏则务为贪侵”。

明朝正统年间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曹泰一生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两袖清风，世称“铁”御史。他也说：“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远任，妻子随行，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钞，九载之间，仰事俯育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遗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

明朝中后期之腐败，在历史上刷新纪录。嘉隆以后，“惟贿是举，而人皆以贪墨以奉上司”，官场“礼义沦亡，盗窃竞作”，贪婪和无耻之风弥漫。

著名清官韩一良在与崇祯皇帝的交流中，把低薪制与官员贪风之间的关系表达得直言不讳：“陛下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语，而今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给事为纳贿之尤。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几何，上司督取，过客有书仪，考满、朝觐之费，无虑数千金。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 乎？”

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总结明史时尖锐地指出：“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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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官员贪腐登峰造极，明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吏员腐败最严重的时期之一。其原因也与低薪制密切相关。

在规定官员低薪制的同时，明朝也规定了吏员的低薪制。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规定，在京二品以下衙门吏员月支米皆一石，六品以下衙门米皆六斗。在此之后，又不断降低这一标准。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规定，在京吏员有家小的，每石减二斗，无家小的，每石减五斗。洪武之后，历代皇帝也多次降低吏员俸禄，而且规定各地州县吏员的俸给全部折钞。

在明朝纸钞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就几乎等于不给各地吏员发薪水了。

在经济收入低下的同时，明朝吏员的社会地位比宋朝又进一步降低。明太祖和明成祖均曾颁谕说，因为吏员“心术已坏”，不准进行科举，对他们进行毫不掩饰的歧视。明仁宗称，国子监生有虽曾习吏事者，不准以此为资历出仕，仍须入监读书，由科举出身。这是因为“吏事，末也。诚能穷经博古，达于修己治人之道，于吏事何难？”反之，如让“昧于大经大法”之人去治事，则往往“厉民而辱国”。

吏员待遇和地位如此之低，可是明朝中后期，社会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老百姓拼了命也要当吏员，甚至许多“身家殷实，田地颇多”的地主不惜重金买路子要当“挂名书吏”。

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吏员们的实际收入很高。

明朝吏员们的薪水虽然几乎等于无，但额外收入却林林总总。他们的第一项额外收入叫“顶首银”，也叫“顶头银”，就是一个吏员升走调动或者退休之时，会推荐一个人来接班，被推荐的人要给他一笔钱作为酬谢。据焦竑讲，明朝“新旧相代，索顶首银多至千金”。而黄宗羲说“京师权要之吏，顶首皆数千金”。明朝大学士许讚则说“在京各衙门吏典交代，顶头银两渐至数百两”。顶首银的高低，当然主要视这一职务的灰色收入之多少而定。

中央政府部门的吏员顶首银如此之高，与他们手中权力之大是相符的。明朝各部院的吏员大多来自江浙一带，他们最初是随着永乐皇帝迁都北京而入驻京师的，后来这份工作就世代相袭下来。明朝大儒黄宗羲说，当时虽无世袭之官，却有世袭之吏，他们一代又一代泡在公文当中，精熟各官司典章掌故，所以在官长要求参照以前的案例时，他们可以随手拿出符合自己营私需要的案例。他们仗着自己的专业知识，动辄以不合程序为由，驳回下属官司来文。

因为缺乏专业知识，明朝那些掌握了“大经大法”的六部官员很容易被书吏把持，所以部院之中，实际主持部务的往往都是积年老吏，他们经手处理的公文很少被那些弄不清“成例”的主管官员否定，所以，他们往往亲自拟定批文，直接呈送堂官，堂官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好就稿画行。所以明朝若干老吏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也就门庭若市、富敌王公。

地方吏员的灰色收入当然远没有这么高，不过也相当可观。著名清官海瑞在浙江淳安做县令时，就专门记载了当地吏员的顶首银标准。地方州县衙门有吏、礼、刑、户、兵、工六房，以应对朝廷的六部，因为六房职权不同，收入有别，所以顶首银标准也不一样。海瑞所记淳安县六房吏顶头银为：“吏房顶头银十两”“户房顶头银五十两”“礼房顶头银十五两”“兵房顶头银五十两”“刑房顶头银五十两”“工房顶头银五十两”。

▲清官海瑞，图源自电视剧《大明王朝》

吏员们的收入当然不止顶首一项。海瑞记载，淳安县的吏员们还有很多常例陋规收入。

吏房常例银为“一两考吏银伍钱。起送农民或银捌钱或伍钱（府吏叁两，书手一两，同房吏书各叁钱）。酒席银贰两，众吏农分（府县里酒席银壹两贰钱，仍整酒一席，用银柒捌钱）。起送吏农拨缺兵刑工银伍两，户叁两，礼壹两或伍钱，承发叁两，铺长贰两，架阁伍钱三人分（府吏如数每人管二县）。新里长不报农民（银贰钱）”。

户房常例为“里长应役时每里银三钱。造黄册每里银伍钱（草册府吏伍两，管册厅吏贰两）。粮长应役时每名银肆钱。夏绢每里银叁钱，三八共贰拾肆两（三人分）。解绢时拾贰两，承行吏独取（府该房捌拾两，书手拾两，投批伍两，家属伍两，粮厅吏书拾伍两）。农桑绢贰两（三人分。府该房肆两）。秋盐粮每壹石银叁厘（府每石伍厘）。经过盐每壹佰引银贰分。住卖盐每壹佰引银叁钱。折色玖佰玖拾玖石，每石银叁厘。凡征钱粮壹佰两，银壹两（三人分）。均徭每银拾两，银壹钱（三人分）”。

礼房为“收茶芽每里银伍分。童生入学每人叁钱。初考每人叁分。里长应役不报老人者银伍分。均徭每银拾两，银壹钱”。兵房陋规为“均徭每拾两，银壹钱。民壮每壹名银壹钱。共贰拾伍两（三人分）。清军每里银伍钱。直日里长每日银伍分。皂隶三十六名，每名银伍 钱”。

刑房为“佥总甲每里银叁钱。年终总甲每里平安银叁钱”。工房为“直日里长每日银伍分。审里役丁田每里银伍钱。清匠每里银伍钱。塘堨长每里银叁钱共贰拾余两。买漆每银壹两取伍分。均徭每拾两取壹钱。凡征钱粮每壹佰两，银壹两”。

承发房为“里长应役时每里银壹钱。审均徭丁田里甲银壹钱。词讼每状一纸或壹分贰分”。

…………

这些常例陋规公然记载，且有定数，这是因为地方吏员几乎没有工资，这些常例就相当于地方政府在摊派提留中为吏员们安排的半合法收入。除此之外，吏员在地方事务中拥有诸多广泛的权力，他们营私的机会还有很多。

州县内部人事变动是吏房吏员收取贿赂礼金的好时机。《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中描写，户房吏员金满为了得到看库的美缺，不得不贿赂吏房吏刘云。

户房经理国家钱粮，营私肥己的机会尤多。朱国祯说：“各县户房窟穴不可问，或增派，或侵匿，或那（挪）移，国课民膏暗损，靡有纪 极。”

礼房表面上是清水衙门，但是吏员们也是敛财有术。他们在采办考试、祭祀、旌表和乡饮大典相关的物资时，往往会以次充好，赚取差价。比如在科举考试时“买滥恶纸笔花红，希图冒破”，祭祀时会“减送胙肉”，旌表时则“将不堪旗匾，克减行价”，乡饮大典时会“扣克价值，以滥恶之物塞责”。县考之时，礼房吏员还会帮助考生作弊，“得人财物，改换卷面”。

在办理“下程酒席”时，对里甲勒索也是礼房吏员的重要财源，本来地方政府办理下程酒席是专款，但是吏员们仍然会摊派到里甲头上：“下程酒席亦既额有官银矣，即当责之礼房吏书买办可也。今乃仍用里甲，赔费不赀，荡产从事，而该吏人等亦且因之为利，不得，则以苟简禀官罚治。以致官用其一，而吏反用其二。”

县级政府兵房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征兵，用明朝术语叫“勾补军士”，由于明朝军人待遇恶劣，百姓视兵役为苦役，想方设法逃避，所以兵房吏员有很多机会可以从征兵中牟利，比如他们会“勾补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

刑房吏员协理刑名，处理案件，其营私手法百姓更为熟悉。他们为了让人“出罪入罪，不得不使些机巧，弄些刀笔”。打官司的时候，当事人必须贿赂刑房吏员，才有获胜可能，比如《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中描述皮氏与赵昂为了胜诉，“与刑房吏一百两，书手八十两”。刑房吏员兼理牢狱，所以敲诈罪犯也属常事，比如狱囚丁启本来无赃证应予释放，刑房吏赵良仍向他索银五十两。

工房吏员负责主持地方上各种工程建设，这也是他们科派勒索民户的大好时机。“修衙修舡，既有征银在官矣，即当责之工房吏书管理可也。今乃仍点大户，官银不足，倾家赔偿，而该吏人等犹且从之索贿，不得，则以冒破禀官究责，以致浮费之数反倍于赔补之数。”

总而言之，明朝吏员枉法营私非常普遍。事实上，大明王朝后期的腐败已经到了沦肌浃骨的地步，侵蚀到了社会肌体的每一个细胞。办一件事需要多少贿赂，明码标价，“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命轻于酷吏”。小小的衙门胥吏通过把持官府可以家资上万。

王春来：千名罪犯的忏悔书，告诉我什么？

其实，中国人很少知忏悔，我们没有宗教信仰自我约束，甚至道德底线都在渐渐消失，然而，生活是需要反思的，只有不断地自省其身，才能真正明白自己身为人该有的方向，上到高官，下到普通百姓，才不至于偏离人生轨道，现实中，因不懂忏悔和反思，而误入歧途的人比比皆是，王春来作为一名狱警，接触了上千名犯人的忏悔书，这种忏悔书是极端行为影响下，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忏悔，而这种忏悔精神正是很多中国人需要的。《中国式忏悔》东方出版社 有人说中国人不会反思更不会忏悔。在我几十年罪犯矫治过程中，我接触了数以千计的忏悔书，很多时候我为这些人哀其不幸，更多时候，我看到的是整个中国社会都匮乏的忏悔精神。 今天的社会与几千年前礼崩乐坏的情形太像了，可是国人却很少去反思与忏悔。 我们需要忏悔与反思文化，职业的原因使我接触了数以千计的罪犯忏悔类自传。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性。几千年前，孔子来洛阳向老聃先生说明来意，并向他讲述了各地方礼崩乐坏的情形，圣人在忏悔与反思后，以强调的语气说明必须彻底全面地恢复周礼的理由。老聃先生同意地点了点头。 最近我看到了韩寒父亲韩仁均的博客文章《别被奴化了，要坚守民族的特色特点》，里面说道：你们看看这“乐富欺贫”的名利场：传统文化几遭殆灭，逐渐被劣品质、伪道德、假诚信而挤压与颠覆。时下，到处浮动着存在主义的消遣，享乐主义的放纵，功利主义的浮躁，利己主义的市侩，物质主义的疯狂，消费主义的平庸，表现主义的轻浮，以及犬儒主义的玩世不恭。价值的真空导致了人心失衡，道德失落，傲慢与偏见偕行，执拗与无知并肩；“歌德”与“缺德”比翼齐飞，“拜伦”同“逆伦”并驾齐驱，“惠民”“愚民”同心同德；真实的谎言与虚假的真话界线难辨，附庸的风雅与坦诚的庸俗边界不清；空虚的充实包装成充实的空虚，熟悉的陌生装扮成陌生的熟悉。意义的丧失导致了精神流浪，灵魂漂泊，人们不得不用权力的证书来证明价值，用金钱的奖状来表明成功；用一掷千金的奢侈来显示身价，用酒吧的夜光杯来浇释愁怀；用豢养小宠物来化解孤独，用监禁飞鸟来分享自由；用吞食大麻来麻醉神经，用结束生命来寻求解脱……“小沈阳”的苏格兰裙让我们才知道做人还可以不男不女；赵本山的一瘸一拐让我们才知道做事可以忽悠，接着忽悠；成力在公共场合的淫秽表演让我们才知道什么是“艺术卖比”；黄艺博凭着五道杠表现官架子让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官本位”；李磊一夜弑杀六亲只因自我封闭，让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六亲不认”；李启铭醉驾肇事后狂言我爸是李刚让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太子犯法”；药家鑫撞人于伤再捅人于死让我们才知道什么叫“激情杀人”；宋祖德侮蔑人格的预言让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嘴如马桶”，沾上了一身就会糗到底……在面对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文化霸权主义势力的拓展，我们是否应该认真反思，是否采取捍卫的对策和积极的措施？难道，我们这些被“浮木”们就心甘情愿忍受这些东邪西毒？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中国有几个这样的仰望星空的人？寥若晨星！现在太多的人，都在梦中。各有各的梦，内耗，窝里斗，没有人能品尝到人生的幸福。更少有人反思与忏悔。 中华民族真的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准确地说是中华文化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别睡了，朋友们！我们需要反思与忏悔，不能低级到只贪图安逸和肉体享受。我们不能为了钱失去精神，不能穷得只剩下钱！连我们的文化信仰与幸福都找不到了。 不信吗？有人说：“中国人尚未意识到危机……”中国胖乎乎的国民“被小财富腐蚀了灵魂，变得贪图享受，意志萎靡，懦弱不堪，全国到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洗浴中心之多，纵欲之风之盛，超过罗马帝国晚期。精英阶层厌战、怯战情绪浓烈……” 南宋时有人问岳飞，天下怎么才能太平？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其核心是民族文化与孝道的追求。可是如今学界掩耳盗铃，官场追名逐利。当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他们一边烧圆明园，一边想：万一有一天中国起来了，他们的青年，拿着跟欧洲一样的武器，到欧洲复仇怎么办？所以，当一个中国古董商给他们出主意挖清朝皇帝陵墓的时候，他们拒绝了。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那一幕永远也不可能发生了。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有那个志向吗？民族精神在哪儿？我们的青年是否只懂得玩弄女人而不懂得保护我们的女人？反思与忏悔吧！ 不信？就看看这些罪犯的忏悔书吧！书中的年轻人在寻找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其实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并不神秘——那就是修身齐家，其核心是孝道。 我们的年青一代能皈依我们中国的“文化信仰”，中国人开始反思与忏悔，中国就有了希望。 更多阅读请关注《中国式忏悔》东方出版社 ★★★★★★★★★★★★ 相关阅读推荐 亿万富翁含冤入狱，逃脱后扬言要炸毁市政府；狱警为其伸冤不料遭来杀身之祸……）2、《成吉思汗》（牛根生、李开复等知名人士告诉你他们的母亲的教育经）4、爱与被爱的艺术

大明王朝中的文言文

1. 《大明王朝》是谁写的 刘和平写的。

也就是《康熙大帝》、《雍正王朝 》的作者。以下是参考资料 “（创作《大明王朝1566》时）我口述，助手打录。

这时刘和平已经不存在了，道家思想中‘无中生有’的状态出现了，闭上眼睛，我是‘无’的，而人物一一‘附体’，于是就产生了作品中的‘有’。” ——刘和平 刘和平，祖籍湖南邵东，长于湖南衡阳，50年代生，自认是最后一代汉人。

幼辍学，从父读书。编有《甲申祭》、《雍正王朝》、《沧海百年》等剧作，为国家一级编剧。

好从字里行间读史，被聘为南开大学 *** 历史教授。 随着本月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的热播，其同名电视小说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书的作者兼电视剧总制片人、编剧刘和平。

在谈到创作理想、成书与拍摄过程时，刘和平那种要“于世有补”的入世精神，以及湖湘人士独有的“挺”、“忍”处世原则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越来越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受老子影响很深的人，从写作理念，到人生态度。

这种影响成就了他的创作，也使得他认为人生枯淡无味，无可留恋，“人之大患，在吾有身”，现在饭蔬饮水，起居如僧，不过是“带着肉身在修行”。 关于成书过程：“我准备了一辈子” 记者：《大明王朝1566》这部书虽然长达70多万字，但听说您在写作时并没有拟出创作提纲？ 刘和平：这本书不能有提纲，因此我才用了一种随物赋形的写法，同行们戏称为“太极结构”。

首先从天象说起，也就是从“无极”说起，书的开头就说嘉靖39年整个腊月到40年正月十五都不下雪，然后说到“太极”，太极先是生太阴，这个太阴就是嘉靖，由于只有太阴在发动，所以开始时的局面乱成一团，接着阴极阳生，太阳出来了，海瑞就是太阳。嘉靖、海瑞这两个人是故事的发动机，周围所有的人都是八卦，都围绕阴阳两极，也就是这两个人旋转。

八卦是不断是变爻的，怎么变，要变出来才知道，所以我不敢也不能事先列出提纲。 写着写着，有时发现太阴太阳都停下来，也就是嘉靖和海瑞都没戏了，可周围的八卦还在转动，我只有去写嘉靖、海瑞周围的人。

这样写其实挺难的，一是要有大量的细节描写来支撑，二是在写每一个人的时候，都要揭示他深层的心理奥秘和隐蔽的行为动机。所以我最不喜欢别人问我“这章节写的是什么”、“那章写的又是什么”，人物关系都是“你生于我”、“我中有你”的，历史和生活也是这样，没有完全明确的分野。

记者：为写此书准备了多长时间？ 刘和平：写书前我只做两方面的具体准备，一方面是史料的准备，另一方面是“思”的准备。等到创作时就把“思”丢掉，把“理”找出来，用大历史观来观照想要表现的那一段历史。

剩下的就是“想”，进入到想像空间。我口述，助手打录。

这时刘和平已经不存在了，道家思想中“无中生有”的状态出现了，闭上眼睛，我是“无”的，而人物一一“附体”，于是就产生了作品中的“有”。这样很耗精力，我几乎有一半时间是打着点滴来写。

从精神方面来说，为写这部书，我个人也已经准备得很久很久了。我想我是准备了一辈子。

关于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忧患意识与“不可名言” 记者：作为历史小说的作者，如何处理历史与文学、虚构与史实的关系向来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被诟病。 刘和平：我觉得在这部书中，我完成了“两个突围”：对于传统模式下小说的叙事方式的一种突围；对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如何突破所谓史实的约束的一次突围。

史学研究是落在“研究”两个字上，或者说历史考证是落在“考证”两个字上，而文学创作是落在“创作”两个字上。试想一部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你不允许它创作，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历史题材的小说和戏剧、电影都面临着一种困境。

尤其是历史剧，它还不同于小说。在小说中作者可以跳出来发言，甚至直接把史学界的一些观点转换成文学语言表达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所谓的“缺乏历史真实性”的问题。

可历史题材的戏剧、电影就不同了，它要求人物自己说话，这样一来，一度创作的作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编剧，他在面对既要尊重历史真实，又要构建戏剧性这两方面的要求时，就带来了永远难以妥协和互让的矛盾。其实这个矛盾在几百年前就已得到解决。

最著名的是英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三国演义》是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

《三国演义》的出现是对文史不分的一种突围，就是在文学眼中的历史终于有了独立的位置，这个位置的取得花了中国几百年的时间，是通过无数代人的努力所完成的。包括宋代的说唱艺术，元代的戏曲，在中国民间通过多种文艺形式，说唱后世无数人心目中的历史。

到了明代才水到渠成，先是出现了《水浒传》，然后是《三国演义》，直接冲击官修史学。今天有一些观点，认为《三国演义》说的就是当时一种完全正统的思想，但很少人从里面读出另外一层意思，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深深怀念着汉民族的最后一个英雄时代。

可以看出生活在明朝的那些汉人，对曾经的汉人群星璀璨的时代的再出现，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呼唤，所谓汉、晋，不过是。

2. 锦衣卫为什么穿草鞋 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恩廕寄禄无常员。凡朝会、巡幸，则具卤簿仪仗，率大汉将军共一千五百七员等侍从扈行。宿卫则分番入直。朝日、夕月、耕藉、视牲，则服飞鱼服，佩绣春刀，侍左右。盗贼奸宄，街途沟洫，密缉而时省之。凡承制鞫狱录囚勘事，偕三法司。五军官舍比试并枪，同兵部莅视。统所凡十有七。中、左、右、前、后五所，领军士。五所分銮舆、擎盖、扇手、旌节、幡幢、班剑、斧钺、戈戟、弓矢、驯马十司，各领将军校尉，以备法驾。上中、上左、上右、上前、上后、中后六亲军所，分领将军、力士、军匠。驯象所，领象奴养象，以供朝会陈列、驾辇、驮宝之事。

凡亲祀郊庙、社稷，文武官分献陪祀，则服祭服。洪武二十六年定，一品至九品，青罗衣，白纱中单，俱皂领缘。赤罗裳，皂缘。赤罗蔽膝。方心曲领。其冠带、佩绶等差，并同朝服。又定品官家用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领。四品以下，并去佩绶。嘉靖八年，更定百官祭服。上衣青罗，皂缘，与朝服同。下裳赤罗，皂缘，与朝服同。蔽膝、绶环、大带、革带、佩玉、袜履俱与朝服同。其视牲、朝日夕月、耕藉、祭历代帝王，独锦衣卫堂上官，大红蟒衣，飞鱼，乌纱帽，鸾带，佩绣春刀。祭太庙、社稷，则大红便服。

景泰四年，令锦衣卫指挥侍卫者，得衣麒麟。（嘉靖十六年）锦衣卫指挥，侍卫者仍得衣麒麟，其带俸非侍卫，及千百户虽侍卫，不许僭用。

呵呵，这不是要出原文嘛，有说服力。给你翻译一下吧：

就是说，锦衣卫是负责管侍卫皇帝、缉捕罪犯、刑法监狱的事情，一般用功勋贵戚统领，也有恩荫啊、挂牌在里面的，没有固定人数。凡是大朝会、皇帝巡查各地的时候，就准备好各种仪仗，率领大汉将军一千五百七人随行。平时侍卫皇帝的时候就轮着值班。到皇帝祭天地日月、行耕藉礼、上太庙的时候，锦衣卫就穿飞鱼服（一种皇帝给大臣的赐服），佩绣春刀，侍卫在皇帝的左右。……

凡是皇帝亲自祭祀郊庙社稷的时候，文武官要分献祭品、陪同祭祀，要穿祭祀用的祭服……只有锦衣卫堂官是穿大红的蟒袍（比飞鱼服的等级高的一种皇帝赐给大臣的赐服），佩戴飞鱼，戴乌纱帽，腰系鸾带，佩绣春刀。祭祀太庙和社稷的时候穿大红的便服。

景泰四年，命令锦衣卫指挥、侍卫可以穿麒麟服（也是一种皇帝赐给大臣的赐服）。嘉靖十六年，锦衣卫指挥、侍卫还可以穿麒麟服，但带俸禄而不是侍卫，或者说千户、百户的人即使是侍卫也不能穿，穿了就算僭越。

3. 歌颂奢香夫人的文言文 其实这就是结合当地的一个悠久的历史传说而演唱的歌

彝族土司在“水西”统治的1400多年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是明朝时期的奢香夫人。

奢香夫人死后的第16年，大明王朝正式宣布贵州建省，应该说，是奢香开发贵州直接推动了明王朝建贵州省的决策。

奢香审时度势，以国家统一为重，亲率各部组织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开辟出以偏桥（今施秉县境）为中心的两条驿道：一条向西经水东（今贵阳东北）过乌撒（今威宁）达乌蒙（今云南昭通）；一条向北经草塘（今修文洒坪蜈蚣桥）、陆广（今修文六广）、谷里（今黔西谷里）、水西（今黔西城关）、奢香（今大方大渡河桥西北）、阁鸦（今大方响水小阁鸦）、归化（今大方双山归化）、毕节（今毕节二铺）等九驿。

奢香主持开辟的驿道，成为纵横贵州以达云南、四川、湖南边境的交通要道，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状况，沟通了边疆与中原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增进了汉民族与西南各兄弟民族的交流，促进了贵州的经济开发和社会进步。

“龙场九驿”成为奢香为国为民建树辉煌业绩中的一座丰碑。”

黔西：奢香香如故

如果此时是14世纪末，客商们必取道奢香修建的龙场九驿，前往川滇黔，途经黔西的谷里驿站。

在这个九驿中最大的驿站，粮草充足，厅堂敞亮，一路奔波的马帮盐队可以在此好好休整，来日再出发……

透过宽阔的地基，光洁的石板，厚实的墙敦，600多年前的热闹景象，我们可以想象。

谷里驿旧址之上，是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农舍，一户张姓人家生活在这里。

村民们都知道这里曾经是古驿站，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老地势”。

“奢香夫人当年修的驿道，我们现在还走哩。”村民说。

在黔西，奢香夫人有深远的影响：当地著名的“水西古八景”中的“西桥断雪”就与奢香有关；水西公园里，奢香先祖奢节夫人的衣冠冢依然供后人参观祭奠；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奢香的故事。

“黔西史料关于奢香的记载也非常多。”黔西县文广局副研究员陈文蓉说。

朵妮桥、养马场、行宫……这些都是奢香留在黔西的遗迹，陈文蓉如数家珍。

而令人惊奇的是，如同未曾修缮、保护的谷里驿，奢香已经与黔西渐行渐远了。

取而代之的，则是“水西”二字：水西公园、水西彝族风情园、水西大道……甚至县名也在酝酿着改为水西城。

“水西文化与奢香夫人又如何能割裂呢？”据陈文蓉介绍，大方彝族世袭统治的水西土司制度，整整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400多年，贵州西北部整个彝族聚居区域，黔西、织金、纳雍、大方等等都是大水西的一部分。明朝时期的奢香夫人则是其中的最为杰出的代表。

在黔西县城的水西公园，曾经有一座奢香夫人的雕像，后水西公园改造，雕像就被不动声色地搬走了。“原来雕像就放在这里。”尽管公园已经“大变脸”了，在水西公园，天天都来这里锻炼身体的刘阿姨仍然能准确地指出雕像的位置。

4. 大明王朝1566这本书怎麽样啊 我是认为相当好的一本书 喜欢历史小说的绝对不能错过 首先可以看出作者语言功底扎实，正如作者本人自己说的他曾经小时候常背一些古文，所以他对文言这种东西信手拈来。

全文的语言让人仿佛身临其境，真实感强。其次，本作是基于正史而加以艺术夸张而成的，所以历史感浓厚，作者对当时的环境描写，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入木三分。

本书对那些官场的你争我夺的描写可谓妙哉！！是我最喜欢，最津津乐道的，大到朝廷的财政会议这种大场面，小到海瑞一家四口人的生活细节，都描写的相当棒。众多历史名人纷纷出场，本书所写的时代正是嘉靖一朝最诡异多变的时刻，看完本书，相信你对许多历史人物，如嘉靖，海瑞，严嵩会有新的认识。

要了解明朝，要了解明末为何明朝会土崩瓦解，就要追溯到明朝中后期，就要看《大明王朝1566》。

5. “庄烈帝初在位,锐意图治”这篇文言文的翻译是什么 选自明史： 卷二百五十八，列传第一百四十六，原文‘’庄烈帝【指明思宗朱由检，即崇祯皇帝】初在位，锐意图治，数召见群臣论事。然语不合，辄诃谴。‘’翻译：庄烈帝刚当皇上的时候，励精图治，一心一意想治理好国家，屡次召见群臣讨论国事。但话不投机，总是以皇帝呵斥怒责结束。

一、《明史·卷二百五十八列传第一百四十六》（摘录）

庄烈帝初在位，锐意图治，数召见群臣论事。然语不合，辄诃谴。而王永光长吏部，尤乐沮之。澄城人韩一良者，元年授户科给事中，言：“陛下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语，而今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给事为纳贿之尤。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几何，上司督取，过客有书仪，考满、朝觐之费，无虑数千金。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臣两月来，辞却书帕五百金，臣寡交犹然，余可推矣。伏乞陛下大为惩创，逮治其尤者。”帝大喜，召见廷臣，即令一良宣读。读已，以疏遍视阁臣曰：“一良忠鲠，可佥都御史。”永光请令指实。一良唯唯，如不欲告讦人者，则令密奏。五日不奏，而举周应秋、阎鸣泰一二旧事为言，语颇侵永光。帝乃再召见一良、永光及廷臣，手前疏循环颂，音琅然，而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则掩卷而叹。问一良：“五百金谁之馈也？”一良卒无所指。固问，则对如前。帝欲一良指实，将有所惩创，一良卒以风闻谢，大不怿。谓大学士刘鸿训曰：“都御史可轻授耶！”叱一良前后矛盾，褫其官。

二、译文

庄烈帝刚当皇上的时候，励精图治，一心一意想治理好国家，屡次召见群臣讨论国事。但话不投机，总是以皇帝呵斥怒责结束。尤其是吏部尚书王永光，总是与皇帝唱反调。只有澄城人韩一良，一位新调任的言官韩一良予以了回应。韩一良是个勤政廉洁且敢做敢为的官员，任陈留县长（知县）时，河南省委书记（巡抚）郭宗光为魏阉修建生祠，韩一良就坚决抵制，拒“献”银两，结果七年不得升迁。魏阉倒台后，因政绩卓著且“清官第一”，韩一良被重用为财政部独立监察官（户科给事中）。因为对皇帝空喊道德口号的做法有疑义，韩一良就给皇帝上了一疏。 其《劝廉惩贪疏》说：当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无官不是爱钱之人？买官要钱，升官要钱，官员交际联谊要钱，考课打点上面要钱，“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都来自索拿卡要。韩一良还举例说：自己只是七品芝麻官，而且平时不善社交，但两个月来拒收的礼金也有五百银两。由此类推，位高权重的官员就可想而知了。为推进反腐倡廉工作，韩一良建议皇帝先打大“老虎”，让百官受到震怵。

三、《明史》简介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

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重开明史馆，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止。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张廷玉最后定稿，进呈刊刻。从第一次开馆至最后定稿刊刻，前后经过九十多年，是官修史书历时最长的一部。

四、崇祯皇帝【明思宗朱由检】

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 ），即明思宗（1627年—1644年在位），明朝第十六位皇帝[2] ，亦是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异母弟，母为淑女刘氏。崇祯帝继位后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生活节俭，曾六下罪己诏，是位年轻有为的皇帝。可惜其生性多疑，无法挽救衰微的大明王朝。在位期间爆发农民起义，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已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时，于煤山自缢身亡，终年34岁，在位17年。

崇祯帝死后庙号怀宗，后改毅宗、思宗。清朝上谥号守道敬俭宽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乾隆帝认为，明之所以亡国，是因为万历、天启皇帝不理朝政，以致法度废弛。崇祯继位时，“国事已不可为”，他虽然辛苦经营17年，仍不能“补救倾危”，最后以身殉国。

6. 明末国库有多少钱 不可能有太多钱，崇祯虽然是亡国之君，但他也算个勤勤恳恳的皇帝。

他在位的十七年里，为了支付巨额的军费开支，已经把明朝两百多年积累起来的皇室内帑都花光了。他自己穿的是麻布衣，周皇后把自己的首饰都捐出去了，还在皇宫内开辟菜地自己种菜，这都充分说明朝廷包括皇室都已经到了非常拮据的地步。

李自成攻入北京之后对明朝高官进行逼抢，这也就表明了他并没在国库得到多少好处，才把怨气发在这些官僚身上。所以，一句话，明末崇祯帝的国库基本上没钱了，李自成进京后得了不少钱，但那都是从明朝遗臣身上捞来的。

7. 翻译文言文快快快 【译文】

宋潜溪面对财物非常廉洁，曾经在门上写了大字：“宁愿忍受饥饿而死，不能贪利而活着。”，有修养的人把这句话当成名言。位居高位、握重权的人，只要不是宋潜溪认为的正派人，即使拿一满袋子黄金，一个字都不肯写；即使写了字送人，他也不接受馈赠。小日本的使臣奉旨向潜溪求文章，把一百两黄金送给他，潜溪推辞而不接受。皇帝问他这件事，潜溪回答说：“我作为大明王朝的皇帝的近臣，却收受小小岛国的礼金，绝不是为国争光的行为啊。”

非所以崇国体也的“崇”意思是“尊重，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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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意思

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意思是：文臣不贪图钱财,武臣不顾惜死亡,国家就得到太平了。

出处：《宋史-岳飞传》。

解读：这句话根据文臣武将各自的职责和各自易犯的弊病作出的要求,表现了南宋爱国英雄岳飞在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时刻,希望政治清明、国家太平的理想，可用来评论古之文臣武将,也可用来要求今天的政府和军队的干部。

扩展资料

原文节选：帝初为飞营第，飞辞曰：“敌未灭,何以家为？”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译文：皇帝开始的时候想为岳飞建造府邸，岳飞推辞说：“敌人还没有被消灭，怎么能够建立自己的府邸呢？”有的人问天下什么时候太平，岳飞说：“文臣不吝惜钱,武臣不吝惜死，天下就太平了。”

参考资料：-宋史·岳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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