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雍正讨厌贪官，也并不喜欢清官呢

雍正之所以既讨厌贪官又不喜欢清官，是因为他更看重官员的实绩与作为，而非虚名或单纯的操守。这位皇帝在位期间，以铁腕治国著称，但其用人之道却颇有深意，非黑即白不足以概括。

雍正的实绩观：憎贪厌虚

清朝官场风气，历来为后世所议。乾隆年间和珅之贪，人所共知，可见皇帝态度之一斑。然风气之变，制度固有其责，更多却系于帝王喜好。雍正即位之初，便痛感财政亏空，深知贪腐为祸之烈。他惩治贪官从不手软，雷霆手段，令人胆寒。但有趣的是，这位皇帝对清官亦无太多好感。他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曾言：“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此言一出，震动朝野。雍正视那些只知洁身自好、却于国事无所作为的官员为“巧宦”，其害甚至超过寻常贪腐之徒。

这里有个警醒：为官者若只求虚名，避实就虚，则如筑沙成塔，终将崩塌。雍正深恶此道，他认为官员当以实绩为先，而非空谈清廉。当时有三位总督，皆非科考出身，却得雍正重用，李卫便是其一。李卫为人刚直，得罪者众，谗言不绝于耳。但雍正不以为意，反视其为干才，多加庇护。在雍正眼中，那些沽名钓誉之辈与奸诈欺世者实为一类，而如李卫这般遭攻讦者，反需爱惜。故不能简单谓雍正打压清官，他只是厌弃那些“爱惜羽毛”、却不为民做事的官员。他选拔人才，首重能力，性格瑕疵若不逾矩，皆可宽容。

这道理颇似道家修行。昔年吕洞宾云游四方，不重形式虚礼，唯求济世渡人。有故事说，一修士终日打坐诵经，外表清净，却对百姓疾苦漠不关心；吕祖见之，叹道：“修己不修人，如井底之蛙，虽洁何益？”雍正之见，与此暗合。官员若只图清名，犹如修士独善其身，于天下何补？故而雍正下令，禁止民间为清官立生祠书院，违者严惩。后人或视其极端鄙视清官，但综观其对贪官之惩，便知雍正痛恨的实是“无作为而求流芳”之辈。在他看来，为官若只为名，那名不如不要。

康熙遗风与雍正新政

雍正对清官的态度，与其父康熙形成鲜明对比。康熙晚年，国库亏空严重，雍正继位后即大力整顿吏治，认为贪腐是财政流失主因。但康熙在位时，却鼓励清官风气，欲以品行操守培植健康官僚。康熙选拔官员，重德行甚于能力。例如彭鹏，多次被革职处分，却因德行出众，屡次降级留用，终降十二级仍在原职。康熙认为，清官多不阿谀，易遭小人陷害，值得保护，否则读书何用？父子二人在此有相似处：皆认特立独行之官易受打击。

然雍正视角不同。他见康熙费心营造清廉体系，贪官却反增，清官之表率作用微乎其微。如古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康熙朝清官如张伯行、于成龙、陈瑸，皆以节俭著称。于成龙常年吃青菜，得“于青菜”美名；陈瑸官至巡抚，亦不沾肉味。但雍正认为，此等清官若仅止于不吃肉，而无实绩，便是矫情。他反思道，官员俸银若少，易生贪心，故不再单靠精神嘉奖，转而提高官俸以杜贪腐。此举似务实，却隐含风险：若制度重能力轻品行，或催生投其所好、剑走偏锋之徒。

雍正之政，犹如《资治通鉴》中所记的变革者，不循旧例，但求实效。他以为“好清官之名”的风气难除，贪官易去，虚名难根。于是上任即禁歌功颂德，与康熙“大肆宣扬清官事迹”之策迥异。这让人想起八仙故事中张果老倒骑驴，看似逆行，实有深意。雍正之行，亦在逆流中寻治国之道。然而，官员品行不正，所行之事亦难正，康熙所虑“官员需养家糊口”，未尝无道理。故评价二人，不可绝对，关键在监察体制。惜乎皇权时代，监察难臻完善，终成历史之憾。

观雍正一朝，其憎贪厌虚，实基于对实绩的执着。如《史记》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雍正试图在利与名之间，辟出一条务实之路。然历史如镜，照见人性复杂，为官之道，岂能非此即彼？后人读此，当深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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