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向宋仁宗上书指责包拯是小人，背后啥原因

欧阳修上书指责包拯为小人，实因包拯弹劾其友张方平、宋祁后接任三司使，欧阳修视此行为有失士大夫廉耻，并非私怨，而是对官场清流底线的守护。

北宋仁宗朝，名臣如云，范仲淹、韩琦、包拯、欧阳修皆一时俊杰。包拯以铁面无私著称，民间称其“青天”，然欧阳修却于嘉祐四年（1059年）三月上书仁宗，直言“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更斥其“蹊田夺牛”。此语出自《左传》，原指农夫因牛踏田而夺牛，喻得寸进尺之行。欧阳修以此暗指包拯——弹劾前任三司使张方平、宋祁后自居其位，有失清议廉耻。

细究此事，包拯时任御史中丞，监察百官，秉公弹劾张方平“坐买豪民产”、宋祁“奢靡无度”，二人遂罢。仁宗即擢包拯为三司使，掌天下财赋，位比副相。欧阳修时任龙图阁学士，闻讯即上《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力谏“伏望陛下别选材臣为三司使，而处拯他职”。此奏看似突兀，实则伏脉千里：数年前包拯因荐官失误贬池州，正是欧阳修力荐其复起，称其“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何以昔日举荐者，今日反成攻讦者？

廉耻重于权位

欧阳修之怒，非为私交，而在公义。张方平、宋祁虽有过失，然欧阳修与二人诗酒相交，深知其才。包拯连劾二相后自居其位，在欧阳修眼中，恰似《史记》所言“以怨报德，其止不止”。他慨叹：“士大夫进退，当以廉耻为本。今拯蹊田夺牛，虽功在社稷，然名节有瑕，则天下何观？”此语深得儒家三昧，亦合道家修身之旨。昔年吕洞宾游长安，见一商贾以假银易真金，遂点石成金赠之，叹曰：“金石易化，人心难澄。若为利忘义，纵得万贯，终是行尸。”欧阳修所忧，正是此等“行尸”之患——包拯刚直有余而圆融不足，恐开“以直邀名”之风。

此事恰如张三丰论剑理：“剑走偏锋虽利，然失其中正，则易折。”包拯之刚，如寒霜利刃；欧阳修之谏，似春风化雨。仁宗未纳其言，包拯终任三司使，然次年即“家居避命”，似有所悟。后世读史至此，当思杜甫“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之句——士人立身，岂在职位高低，而在心镜澄明否？

风波背后的士林风骨

细察二人交谊，并无真正反目。欧阳修《归田录》仍赞包拯“劲正之气，见于丰彩”，包拯亦未因谏疏衔恨。此争实为宋代士大夫精神的缩影：范仲淹倡“先忧后乐”，欧阳修守“廉耻为先”，包拯行“铁面无私”，看似相左，内核却一。欧阳修晚年著《新五代史》，特标“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正是此等廉耻观的延伸。他深知，若纵容“蹊田夺牛”之行，纵包拯清廉，亦将动摇士林根基。

今人观之，或觉欧阳修迂阔。然回望历史长河，方知其深意。王安石变法时，新旧党争愈烈，士大夫渐失廉耻之守，终致北宋倾颓。欧阳修此谏，恰似警钟长鸣——制度可更，而士人气节不可隳。包拯后来整顿赋税，使“民无横敛”，实已暗合欧阳修所期。二人之争，非君子小人之辨，实乃清流砥柱间的不同回响：一个执剑斩棘，一个执笔守心。

历史从无完人。包拯刚烈如烈火，欧阳修温润似春水，火能熔金，水能载舟。仁宗朝之盛，正在于容得下这般“不和而和”。后世读史者，当记取：真正的名臣风骨，不在永不犯错，而在错中见道。恰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吕洞宾飞剑斩妖，何仙姑以莲渡人，手段虽异，济世之心则同。欧阳修与包拯之争，正是这“异中求同”的千年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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