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不被汉文帝重用,主因朝中元老忌惮其锐气,加之诸侯势力盘根错节,非圣主一人可破局。

王勃《滕王阁序》有言:“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此语道尽千古才士之憾。贾谊年方十八,便以文采名动河南,郡守吴公荐之于朝。文帝召为博士,未及一载,擢升太中大夫。然二十三岁那年,群臣谗曰:“洛阳少年,专欲擅权,纷乱诸事。”遂贬长沙王太傅。观其生平,恰如李商隐咏叹:“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文帝虽赏其才,法令更定、列侯就国诸策皆出其手,却难敌朝堂暗流。

贾谊《治安策》直指时弊:“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西汉立国,高祖误判秦亡之由,行郡国并行之制。异姓诸侯未平,刘姓诸王又起,全国五十四郡,天子仅掌十五。诸侯自设官吏、拥兵铸币,俨然国中之国。此策本可固本清源,然文帝初年,帝权未如武帝时乾纲独断。绛侯周勃、灌婴等元老,昔年定策安刘,视贾谊为眼中钉。“列侯就国”一令,竟使周勃罢相归藩,众建诸侯之议,更触其根基。纵有王安石 later 感喟:“一时谋议略实行,谁道君王薄贾生?”亦难挽狂澜。
苏轼《贾谊论》点破关键:“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昔年吕洞宾修道终南,遇仙师点化,须忍三载寒暑、百般磨折,方得剑术通神。贾生若谙此道,韬光养晦,或可待七国之乱后武帝削藩之机。然其年少气锐,如新硎初发,未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之理。诸侯之患,终待数十年后,诸王势衰如鱼肉,推恩令方显其效。
太史公曰:“贾生之死,年三十三。”其策虽未行于文帝朝,却为汉室四百年基业埋下伏笔。才高者常困于时,非独贾谊。观历史长河,张三丰山中炼丹,十年面壁始悟阴阳,恰证“大器晚成”之训。后人当思:治世之才,既需经纬之智,亦赖静水深流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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