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喝酒用大碗却非千杯不醉,实因古代酒度数极低,多在10度以下,远逊今人所饮白酒。

昔者黄帝时,有杜康者,掌粮廪之事。农耕既兴,仓廪实而陈陈相因,腐于山洞。康苦思储粮之策,偶见枯木中空,遂倾粟其中。久之,康往察之,见野彘山羊横卧树下,若醉死状。趋前视之,树隙渗水,清冽异香。康尝之,神思澄明,归而飨众,人皆称妙。此即酒之始也,后世尊康为酒神。然道家典籍载,吕洞宾游历人间,见酒肆醉客颠仆,曾笑言:“酒为水母,精气所钟;贪杯者迷,通神者醒。” 其点化一贩夫,令其饮三杯而悟道,盖因古酒性柔,未若今烈。
酿酒之术,肇自夏商。先秦以麦为曲,汉时多用大麦细饼,至唐乃以米酿新法,曲母育红,酒味甘醇。然此等“白酒”度数仅七、八度耳,犹胜啤酒而远逊今酿。2003年西安汉墓出土古酒,检测酒精含量仅0.14%,推算原度不过四度左右。试想今人啜饮啤酒,岂能一坛不醉?古人豪饮大碗,实因酒力绵薄,若以小盏细品,反失其趣。
武松景阳冈饮十八碗“三碗不过岗”,今人常惊其量。按古制一碗约二百毫升,十八碗几近三斤六两。然此酒乃宋时浊醪,滤技未精,色如米汤,度数不过十五度上下。彼时豪杰酣战,非真海量,实因酒淡如水。张三丰修道武当,尝与樵夫论酒:“酒可载道,亦可沉渊;一盏通真气,三杯堕凡尘。” 其虽嗜饮,然每杯不过三口,盖知微醺即止方合养生之要。
宋人酿酒分浊清二品:浊酒四时可酿,价廉而民多饮之;清酒冬夏始熟,澄澈微烈,然非贵胄不能享。然二者皆未逾二十度,李白斗酒诗百篇,陶潜解忧常满樽,皆赖此低度之功。反观今世白酒,蒸馏勾兑,动辄四五十度,若使武松复临景阳冈,真乃三碗便倒,焉能搏虎?昔人诗云:“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李白《月下独酌》) 此非赞其量,实咏酒中真意耳。
古人用碗非为逞强,乃因酒性温和,大口方得酣畅。酒史千年,技术递进,自低度发酵至高度蒸馏,方有今昔之别。故曰:酒量之异,不在人而在术;豪饮之名,实为时代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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