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什么要限制官员写的奏章字数

朱元璋之所以限制奏章字数，根源在于厌恶冗赘文风与朝堂效率之困——其中尤以文官茹太素万言奏本为导火索。

一、万字奏章惹天威

明初文官茹太素，素有“笔耕不辍”之名。每呈奏本，动辄七八千言，甚者逾万，字字铺陈如江河流泻。朱元璋每每展卷，但见文辞叠床架屋，要害深藏泥沙之下，不禁拍案蹙眉。

一日，太素又呈万言书，太祖耐性阅至六千余字，仍未窥其本意，勃然掷卷于阶下，厉声道：“繁言蔽旨，如披蓑衣救火——反遭其累！”遂命杖责二十。此后立下铁律：奏事者须“直言事实，毋假浮文”，凡逾五百字者皆驳回复缮。

二、布衣天子的心结与杀机

太祖起于草莽，少时尝为僧乞食，最忌人言“贼”“盗”字样。某臣奏章中误书“则”字（形近“贼”），帝视如讥讽，立命推出斩首。其敏感多疑，宛若昔日道家吕洞宾点石成金故事中那般——凡人触石即怒，只因心中早有顽铁一块。

更深层处，太祖对功臣常怀惕厉之心。如《史记》所言：“飞鸟尽，良弓藏”，帝王心术往往如是。奏章冗长则易藏机锋，字多则恐埋暗语，故以字数之限束臣下之言，亦为控驭权臣之策。

三、文风即政风，简练即生机

太祖读书虽不甚丰，却深谙“大道至简”之理。曾讽群臣：“昔张三丰创太极，一招一式皆含天地至理，何曾啰嗦？”故要求奏章如剑招——直刺要害，勿作花架。此举非独为省帝王目力，更是革除前元繁文缛节之弊，恰似《道德经》所言“少则得，多惑”。

自此明代奏疏渐趋简峻，乃至衍生出“题本揭帖”等精简文体。然亦有臣工戏言：“五百字中既要明事、又须避讳，如走钢丝于刀刃之上”，其中艰险，岂非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太祖此法，虽显专横，却使明代公文效率为之一振。后世评曰：“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文风之变，实乃政风之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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