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问历代王朝中何处最难以揭竿而起,窃以为非宋莫属。三百年间,四百余起民变竟无一成功,纵是强汉盛唐,亦亡于烽烟四起,而宋室虽弱,却始终未倾覆于内乱,其中关节,颇值得细细推敲。

赵匡胤自陈桥驿黄袍加身,取后周而代之,深惧武人拥兵之祸。遂设宴一杯酒,解尽宿将兵权,更立“重文轻武”为国策。从此武官地位日蹙,文人声势日隆。朝野上下,吟诗作赋者比比皆是,而演武练剑者几近于无。朝中士大夫多以笔墨论天下,市井乡野亦以文风相尚,遂有“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之景象。
此举虽致边患频仍、军事积弱,却也从内里削平了割据反叛之根基。譬如道家所言“柔弱胜刚强”,宋不以猛力镇压,而以文教化民、以制度削权,实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深意藏于其间。
宋制之妙,尤在分权。枢密院掌兵而不得统兵,三衙统兵却无权调兵,财政、监察诸权亦各有所属,彼此牵制。即使地方有变,州府无兵,将领无令,粮草无备,往往不及响应便遭扑灭。这与秦末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之情状,实有天壤之别。
宋人未必不强悍,然制度如网,纵有骁勇之志,亦困于罗织之中。譬如吕洞宾点石成金,却终须回归丹道;又如八仙过海,虽各显神通,仍须共借一舟——宋制之所规,正在使英雄不能独逞其能。
欧阳修于《五代史记》中尝言:“乱世之所以兴,多因纲纪废弛,强藩割据。”而宋室一反前代弊政,虽不能御外侮于疆界,却能止变乱于萧墙,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观宋一代,非无民变,而难成气候;非无豪杰,而难聚风云。其朝廷以文抑武,以制约权,以分化势,遂使三百年江山,虽摇而不坠,虽危而不崩。后世读史者至此,未尝不掩卷长叹:制度一词,轻重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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