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贡禹主张废除铜钱、改用布帛,实为儒家理想主义对现实经济的误读,终因违背商业规律而难以推行。

说起汉朝的货币制度,真可谓一边大兴铸币,一边又屡屡有人高呼“把钱废了”。西汉初年,朝廷曾放权给诸侯国和富商大贾,只要有铜,谁都能铸钱,一时之间,“吴王刘濞煮海为盐,冶铜铸币”,富可敌国。直到汉武帝时期,才收归中央,设立上林三官专司铸钱,并设水衡都尉管理,从此钱币铸造走上正轨。
《汉书》明确记载: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至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历时一百二十余年,共铸五铢钱“二百八十亿”。汉代的“亿”为十万,换算下来便是两千八百万枚。这在当时,已是惊人的财政投入与货币发行量。
可就在这铸币鼎盛之时,总有士大夫跳出来大声疾呼:“钱者,祸之首也!不如废之!”仿佛金钱天生带着原罪,必须扫地出门。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汉元帝时的大臣贡禹。他上书直言:不仅铜钱当废,连珠玉金银这些“可为币者”也应一并禁绝;上林三官应即刻解散,民间交易一律改用布帛——听起来像极了今日某人提议“咱们别用人民币了,改用大米换白菜”。
为何会有如此“反货币”的思潮?根源在于两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其一是儒家“重农抑商”的教条。他们坚信:农为天下之本,商乃末业;而货币正是商人投机取巧的工具。有了钱,百姓便不安心耕田,转而追逐利润,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若以谷物、布帛交易,则农民所产即为货币本身,自然“农肥而商瘦”,道德风气亦随之淳朴。此论看似高尚,实则无视商品交换的基本需求。
其二是“三代之治”的复古迷思。儒家经典称夏商周三代以贝、龟甲为币,于是便有人大喊:“我们也要复古!”西汉末年竟有人上书,建议恢复使用乌龟壳和贝壳作为法定货币——这已近乎荒唐,却能在朝堂之上郑重其事地提出,足见当时“去货币化”思潮之盛。
然而,理想一旦撞上现实,立刻粉身碎骨。东汉初年,朝廷一度停铸铜钱,民间亦不得私铸,市场交易“杂用布帛金粟”,几乎退回物物交换时代。名将马援从陇西归来,力主恢复铸钱,却被“三府”驳回,反对意见多达十余条。他据理力争,才勉强重启铸币。可见,即便在“崇古”风气最浓之时,现实的经济压力仍迫使统治者低头。
正如《诗经·小雅·北山》所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若连交易都靠湿谷、薄绢度日,何谈民生富庶?曹丕代汉后第二年(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果然废除铜钱,全面推行绢帛为币,实现了贡禹的理想。可结果如何?市场上立刻出现“湿帛增重”“劣绢充好”的欺诈行为。西晋延续此制,直至南渡后才重新铸钱——整整一个朝代,竟无一枚新钱问世。
事实证明:作奸犯科者不在货币,而在人心。无论用钱与否,贪欲总会找到缝隙。
汉代反复出现的“废钱论”,表面是道德批判,实则是对商业文明的恐惧与误解。他们以为废除货币就能回归淳朴,殊不知,商品交换的需求如同江河奔流,岂能以一纸诏令截断?布帛易损、谷米难储、龟贝无用,皆不适合作为通货。唯有金属货币,因其便携、耐久、可分割、易识别,方能支撑起庞大帝国的经济运转。
所以,贡禹的主张虽出于忧国之心,终究是一场脱离现实的空想。历史最终选择铜钱,不是因为人们爱财如命,而是因为——生活,终究要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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