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国库频现亏空,根源在于商宦勾连、宗室蠹蚀与帝王私库这三股势力对国财的层层盘剥。

煌煌大明,幅员万里,市井繁华,江南丝帛盈市,沿海商船如织,俨然一派盛世气象。然其国库却常如漏舟载水,左支右绌。嘉靖年间,存银竟不足十万两,而岁出逾百四十万,窘迫之状,仿佛一户朱门巨室,外有锦绣而内无余粮。
明制商税原定十五取一,至中后期竟跌至三十取一,几近形同虚设。茶税一事尤可窥其弊:川省岁课茶五百万斤,税银却不足二万;浙江一省竟仅征六两,云南十七两,税政之弛废,已达荒唐之境。此皆因士大夫与商贾结为唇齿,东林党人中多有代江南商贾发声者,减税倡“仁”,实则损公肥私。更甚者,沿海豪商勾结士绅,私通倭寇,泛海走私,利入囊橐而税逃于国,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然利至处,国帑已空。
明太祖出身寒微,立制厚待宗亲,本意固本培元。然二百年间,朱姓子孙繁衍如蝗,占田免赋,坐食俸禄。至万历朝,宗室岁耗已占天下赋税三分之一,犹不足餍其欲。此辈犹如附骨之疽,竭民脂而肥私室。道家吕洞宾有诗讽云:“莫道皇家恩泽厚,朱门酒肉朽,野骨无人收”,虽非专言明事,其理相通。
昔年张三丰见豪门宴饮无度,曾叹:“鼎中粟米,皆含血泪。”明朝宗室之奢,恰似道门故事中贪食仙丹却损尽炉火的妄人,终将根基焚毁。
帝王亦非无辜。嘉靖、万历等帝,虽征矿税、监税,所得白银尽流内库,充私用而乏济公。边关军饷告急,士卒枵腹;河道溃决,民田淹没,而天子内库仍积银如山。及至崇祯时,辽东烽火连天,中原流寇四起,国库荡然,竟需向内府乞银纾困——帝王捂囊而天下崩摧,岂非荒谬?
此三者,如三蟒缠鼎,共啖国脉。商人逃税于市,宗室蚕食于野,帝王敛藏于内。及至明末加赋于民,犹似竭泽而渔,终激起燎原烽火——李自成叩京而明祚倾,昔日蛀虫或降或逃,唯留“猪尾辫”羞史一册。观明事可知:财赋不公,则国基必崩;利益集团横行之日,即王朝倾覆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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