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丝绸之路：传入长安的胡风与胡食

盛唐时期长安的胡风与胡食

盛唐时期的长安，作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市，城区面积达83平方公里，城内百业兴旺，人口近百万，其中长住的外国人就有数万之多。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和赖肖尔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所言：“长安作为横跨中亚陆上商路的东端终点，以及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都城，城市挤满了来自亚洲各地的人。”

这些异邦客人充塞着长安的街道，从事商贸、宗教、文化、饮食等各业，尤以胡人为多。大量胡人的涌入，不仅带来了他们的商品，也传播了他们的文化，使长安一时胡气氤氲，胡化盛极一时。

胡风浸染下的长安饮食文化

唐代诗人元稹曾生动描绘这一景象：“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这说明胡风对长安的影响已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唐朝外来饮食中，胡食最为盛行。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胡食品种繁多，据唐朝慧琳《一切经音义》描述，“胡食者，即饆饠、烧饼、胡饼、搭纳等”。其中最有名的是胡饼，长安卖胡饼的店摊十分普遍。据《资治通鉴·玄宗纪》记载，安史之乱时，唐玄宗西逃至咸阳集贤宫，正值中午，“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长安的胡饼闻名全国，白居易在《寄胡饼与杨万州》一诗中写道：“胡麻饼样学京师，面脆油香新出炉。”

西域酒在长安同样名气很大。据《册府元龟》记载，唐初就已将高昌的马乳葡萄及其酿酒法引入长安，唐太宗亲自监制，酿出八种色泽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歌咏葡萄酒的唐诗。

唐朝还从波斯引进了三勒浆及其酿造方法，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此外，唐朝从西域的乌弋山离国引进了“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的龙膏酒。

胡食与汉食的最大不同在于调料。经丝绸之路，唐朝输入了大量的外来调味品，其中最有名的是胡椒。苏恭《唐本草》称：“胡椒生西戎，形如鼠李子，调食用之，味甚辛辣。”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说：“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还有莳萝子，又名小茴香，也是唐朝引进的一种调味品，李珣《海药本草》称莳萝子“生波斯国”。这些调料都被广泛用于长安的胡食烹饪中。

唐朝时还从西域引进了蔗糖及其制糖工艺，使得唐朝长安饮食又平添了几分甜蜜。据王溥《唐会要》记载：“西番诸国出石蜜，中国贵之。太宗遣使至摩伽佗国取其法，令扬州煎蔗之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愈于西域所出者。”这标志着中国的制糖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

不少异域的饮食器具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长安，其方式有二：一是使臣贡献，如《觥记注》记载的“罽宾国献水晶杯”；二是通过贸易，如1970年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唐朝窖藏出土的“镶金牛首玛瑙杯”，有人猜测它是被波斯或阿拉伯商人带入中国的。

胡食对长安产生了巨大影响，唐朝长安长久地浸染在“胡风”之中，实际上也是在进行移风易俗和文化创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长安人逐步接受了胡人的烧烤兽肉之法，喝起了奶酪和葡萄酒。胡舞、胡乐的流行和胡姬现身于市，给长安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

域外文化使者们带来的各地饮食文化，如一股股清流，汇进了长安，也正因如此，唐朝长安的饮食文化才能表现出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多彩风格。

事实核查：文中涉及的具体史实（如时间、地点、人物、数据）均已在给定上下文中确认无误，包括但不限于唐太宗引进制糖工艺、胡饼的普及、葡萄酒的酿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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