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政府实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谓“小政府”实为表象,其基层治理结构暗藏玄机。

《周易》有云:“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清代县衙的治理结构恰似此道,正印官如知县、县丞等属阳,胥吏衙役如典史、书吏等属阴。光绪朝《大清会典》载全国县衙编制胥吏仅15809人,平均不足11人,看似精简若张良之谋,实则暗藏乾坤。
知县虽为七品,然“父母官”之尊非独知县专享。典史虽系“未入流”,却掌刑名钱谷,实为“吏役之首”。吕洞宾曾点石成金济世,典史之权亦可点石成金——其年俸虽仅31两,养廉银80两,然“创收”之道自古多门,此中玄机岂非《阴符经》所言“观天之道,执天之行”乎?
《庄子》云:“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清代挂名书吏之弊,恰似藏舟于壑而舟犹自遁。同治年间,巴县衙役竟达七千之众,较法定编制膨胀数百倍,此等奇观堪比张三丰游太极之境。
书吏分经制与非经制,然“清书”“小书”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某县志载:每逢秋审,六房经书各持朱笔如持钓竿,堂下胥吏列队如鱼贯,此情此景岂非“吏胥舞文,如弄丸剑”之写照?更有甚者,百姓为避徭役,竟以银钱买得“挂名书吏”之虚衔,此等行径恰似铁拐李点石成金,虚实相生间已成法外之局。
清代县制之妙,全在“有编制者十之二三,无编制者十之七八”。正印官如知县居九重宫阙,胥吏则游走市井之间,此间分寸正如《道德经》所言:“治大国若烹小鲜。”然康熙帝手书“清慎勤”三字悬于大堂,却难禁堂下胥吏暗度陈仓,此等吊诡岂非《易经》“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之明鉴?
昔苏轼作《赤壁赋》言:“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今观清代县衙制度,亦可见“有”与“无”之辩证。光绪朝统计县级在编人员3万有余,实则暗藏七千衙役之巨,恰似《梦溪笔谈》所载“虚实相生,奇正相济”。这般治国之术,倒与八仙过海时“各显神通却暗合道法”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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