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人想做官真的要通过科举考试吗,拼爹才是王道

唐朝人想做官真的要通过科举考试吗,拼爹才是王道

唐人做官，未必非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去考科举，很多时候，拼爹才是真正的王道。

咱们翻开历史的老黄历看看，隋朝虽然废了九品中正制，想打破那些门阀士族世袭做官的特权，强调以才学取人，科举制算是从察举制的母体里脱胎而出了。但这世上的事儿，往往是有其名未必有其实。到了唐朝，科举制虽然基本成型，但想要完全靠科举来选拔官员，那得等到宋朝才差不多实现。在唐朝，从数量上讲，靠科举出身的官员那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靠“门荫”上来的。

所谓的“门荫”，说白了就是拼爹。指凭借父祖的官位，取得做官的初步资格，也就是所谓的“出身”。唐代对这事儿规定得那是相当严密，大致能分三类：一是封爵，王公侯伯子男的嫡系子孙，还有皇室的亲戚；二是五品及以上官员的子孙；三是六品及以下官员的儿子。除了封爵是直接袭爵，剩下的那些，出身不同，路子也不一样。皇亲和五品以上的高官子弟，走学馆或者当卫官；六品以下的，就得去当斋郎、品子了。

学馆与卫官：贵族的捷径

先说这学馆。像弘文馆、崇文馆、国子学、太学这些，那是唐代的中央官学，其实就是贵族学校。入学资格卡得死死的，弘文馆、崇文馆只收皇亲国戚和三品以上大员的子孙，还得“性识聪敏”才行。这些官贵子弟进了学馆，读几年书，然后参加考试入仕。要么结业直接做官，要么参加科举再去做官。

在唐前期，这些学生的录取标准远比一般士人低，录取比例也大得多。特别是弘文、崇文馆的学生，即便去考明经、进士，也就是“试取粗通文义”罢了。唐玄宗都说过，这些贵胄子孙，很多人根本不专心读经业，照样能及第。这哪里是考试，分明是给贵族留的后门。虽然武则天以后，随着“乡贡”出身的士人比重加大，对馆学生的要求严了些，但比起那些寒门学子，还是容易得多。这就在实际上造成了一种不平等，唐代的科举制，其实照顾等级身份的成分很重。

除了学馆，门荫入仕里头人数最多的，就是“卫官”。卫官就是皇帝和太子的侍卫，包括千牛、备身、三卫（亲卫、翊卫、勋卫）等。这卫官虽然有品阶，本身也是官，但它属于职、散、勋、爵之外的一个独立序列。史料里常说的“释褐”或“解褐”，就是指这些人第一次穿上官服，或者从卫官转为正式的职事官。

卫官要想正式入仕，得根据品级不同，或者去番上（轮番到京城服役），或者纳资（交钱免役），然后再参加兵部的校试。有文才的送吏部铨选；没文才的，就多服役几年，升一级再考。这卫官迁授，通常升为左右监门直长。杜佑在《通典》里统计过，唐盛时这有做官资格的十二万多人里，三卫和监门直长就近四万，占了三分之一。您看看，这拼爹的力量有多大。

修行与仕途：一场黄粱梦

除了这些正途，还有斋郎、品子之类的，那是给六品官员子弟准备的，在各种祭祀场面干点杂活，干满几年考数也能入仕。这整套制度下来，把社会的阶层那是卡得严严实实。

看着这些为了个一官半职绞尽脑汁的人，不禁让人想起道家吕洞宾的故事。吕祖本是唐朝人，也曾是个读书人，想走仕途。传说他在长安酒肆中遇到了钟离权，钟离权给他煮了一锅黄粱米饭，自己却睡着了。吕洞宾在梦里梦见自己状元及第，位极人臣，享尽荣华富贵，可最后因为获罪被流放，家破人亡。梦醒之时，锅里的黄粱还没熟。吕洞宾这才顿悟，“千秋万岁，祸福相依”，这世间的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云烟。

正如古人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虽然唐朝科举给寒门开了一扇窗，但这窗子还是太小，透进来的光有限。对于大多数唐人来说，想要做官，与其去考场里搏命，不如看看家里老爹的官帽够不够大。这才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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