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重农抑商之策,本欲固本抑末,反促豪强兼并土地,流民四起,终酿大祸。

汉武帝推行重农抑商,其心在厚本抑末,防土地兼并之弊。然事与愿违,政策既行,豪强见工商之路受阻,遂转而倾力于田产。司马迁《货殖列传》有言:
"以末致财,以本守之"
——此八字道尽豪强心机:以商贾之利购置田产,以土地之固守其财。土地税率远低于商税,风险亦微,遂成豪强首选。昔南阳樊重者,光武外祖也,其庄园广三百顷,陂渠灌注,五谷桑麻、池鱼牧畜无不毕具,俨然一方诸侯。此等庄园经济,实为政策催生之怪胎。农民失田于豪强,或依附为佃,或流徙他乡。关中、河洛之地,豪强林立,商脉未绝,流民尚可觅食求生,故鲜有反者。然河北、山东、江淮间,豪弱地瘠,流民蜂拥而至。史载长江流域人口,西汉末仅占全国二分,东汉中叶骤增至十五分,皆流民垦荒所致。更有甚者,为避赋役,遁入深林,
如吕洞宾点石成金之喻,世人但见金光,未察石之本质——朝廷只见户籍虚减,不知流民实众。
新垦之地,水利不兴,农具匮乏,专恃耕种。偶有水旱,则颗粒无收。兼之官吏贪虐,天高皇帝远,百姓苦不堪言。杜甫诗云: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恰是此间写照。流民结社互助,推举宗帅,如丹阳祖郎之流,聚众成势,已为军阀所忌。天灾人祸交迫,宗帅振臂一呼,便成燎原之火。观西汉末绿林赤眉之变,起义者多出荆襄、淮泗流民聚集之地。绿林起于湖广,赤眉兴于齐鲁,皆政策扭曲、流民困顿所激。此中因果,
恰似张三丰观太极推手,看似抑商护农,实则力道偏斜,反伤自身根基。
重农抑商本为长治久安之策,然执行失当,反成流民起义之媒,岂不令人扼腕?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lishitanjiu/107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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