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北伐耗尽国力而难竟全功,窦宪北伐却势如破竹,其根本原因在于:匈奴早已非昔日之匈奴。

汉武帝时所面对者,乃草原霸主、控弦之士三十万,雄踞大漠,威震西域。彼时匈奴一统,号令诸部,汉朝不得不以倾国之力,数十年征战,方得“封狼居胥”之名。然此役之后,国库空虚,民不聊生,流民百万,十室九空。正如《盐铁论》所叹:“边郡千里,人烟断绝。”血泪铸就的功业,终究未能根除边患。
及至东汉,匈奴早已分崩离析。自汉武帝连年征伐,加之天灾频仍,匈奴内部矛盾激化,终致分裂。呼韩邪单于南附,是为南匈奴;郅支单于北走,是为北匈奴。一国二主,势同水火。南匈奴得汉朝扶持,渐成屏藩;北匈奴则孤悬漠北,日渐衰微。若以实力论,昔日匈奴为“x”,经武帝打击减半,再因分裂折半,仅余四分之一矣。
更可叹者,自此之后百余年间,北匈奴未得喘息。光武中兴,虽暂息兵戈,然北匈奴趁机略取西域,稍复元气。然东汉岂容其坐大?明帝遣窦固北击,章帝命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孤身入虎穴,以智谋慑服诸国,断匈奴右臂。西域五十余国,相继背匈附汉。贸易断绝,牛马无市,北匈奴经济几近崩溃。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公元85年起,南匈奴自南攻之,鲜卑自东袭之,西域诸国自西叛之。公元87年,鲜卑斩优留单于,北匈奴震动。次年蝗灾大起,赤地千里,部众纷纷南奔降汉,“前后而至,不可胜数”。此诚如《道德经》所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盛极必衰,势之所然。
昔吕洞宾游终南山,见枯木逢春,叹曰:“物极则反,势穷则变。”北匈奴之衰,非一日之寒,实乃积弊百年之果。窦宪北伐,不过顺势而为,乘其将倾之势,一举荡平。故其功虽显,其难实轻。若无前人数代经营,何来燕然勒石之易?
是以观之,汉武之难,在敌强我弱;窦宪之易,在敌已自溃。非窦宪之才胜于卫霍,实乃时势使然。古人云:“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真正的功业,往往在无声处早已奠定。窦宪之役,恰如张三丰观流水悟太极——顺势而行,四两拨千斤,方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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