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之所以成为古代王朝中最富庶者,并非偶然,实乃政治安定、制度宽松、科技勃兴与和平环境四者相济之果。

宋太祖赵匡胤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深知武将专权之弊,遂行“杯酒释兵权”,罢节度使之镇,削藩镇之权。自此,北宋立国之初即确立重文轻武之制,虽失雄图远略,却换得百余年社稷安宁。百姓得以深耕细作,工商得以蓄力而发。
其疆域虽不及汉唐广袤,然所辖尽是中原膏腴之地,江浙鱼米之乡,气候温润,物产丰盈。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赋税充盈,官府用度有余,民亦安居乐业。
对外,宋人不尚穷兵黩武。澶渊之盟后,岁输辽银绢三十万,看似屈辱,实则以小费换大安。边境百年无烽火,互市通商,茶马往来,边民得利,国库反增。此正如《道德经》所言:“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宋人深谙此道,宁以财帛代干戈,遂成经济之盛。
前代市坊森严,昼启夜闭,商贾如笼中鸟。至宋,则壁垒尽撤。开封城内,店铺鳞次,酒楼茶肆,昼夜喧阗。夜市三更未歇,五更复开,“耍闹去处,通晓不绝”,此非虚语,乃《东京梦华录》所载实景也。
朝廷更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之策。太祖尝谕群臣:“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于是土地流转如活水,富者置产,贫者务工,大量人口自田亩转入市肆,手工业、运输业、金融业随之勃兴。交子初现于蜀地,乃世界最早纸币,足见信用经济之萌芽。
商人地位亦前所未有。昔日“士农工商”之序,至宋渐趋模糊。富商可与士大夫同席论道,子弟可应科举入仕。此等开明,使天下之才智皆汇于生财之道。
经济之盛,终赖人心之活;人心之活,必由制度之宽。 宋人不以商为贱,反视其为国脉所系,此识见超迈前代,直启近代之门。
科技亦随经济而腾跃。活字印刷使典籍流布如春雨润物;指南针引舟楫破浪万里;火药既助烟火娱人,亦改战阵之势。此三者,皆肇于宋,泽被寰宇。吕洞宾尝云:“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宋人虽未炼丹成仙,却以智慧点石成金——此“金丹”,乃格物致知之精神也。
故观宋之富,不在宫阙之巍峨,而在市井之喧哗;不在铁骑之纵横,而在书肆之灯火。其富,是百姓之富,是文明之富,是千年之后仍令吾人低回不已的烟火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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