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和汉朝可以压着打匈奴,为何宋朝时期他们就问鼎中原了

秦汉能制匈奴于漠北，宋却屡遭胡马南牧，其故非一端，实乃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变。

秦汉之强：势成而敌弱

秦始皇既并六国，北逐匈奴，遣蒙恬率三十万众出塞。彼时匈奴尚处部落纷争之局，夹于东胡与月氏之间，如散沙之聚，未有统一号令。蒙恬先取河南地，复越阴山，直捣贺兰，头曼单于仓皇北遁七百余里。此非独秦兵精甲天下，亦因匈奴未成气候，所谓“战五渣”者，诚不为过。

《史记》有言：“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然其初起之时，无城郭、无文字、无常赋，虽剽悍而难持久。秦筑长城，非止御敌，实乃以工代守，固边防之本。

及至汉兴，高祖白登之围，几陷身虏庭。然文景养民，府库充盈；武帝奋起，卫青、霍去病横绝大漠。汉人之策，不止于兵锋所指，更在经济反制：民间养马免役，骑兵遂成国力；河西四郡既立，徙民实边，断匈奴右臂。卫青一战，获牛羊马百万，匈奴元气大伤。此等“军事+经济”双轨并进之略，后世罕有继者。

宋室之困：失地而道衰

燕云十六州之失，实为宋朝三百载边患之根。石敬瑭割地称儿，契丹得幽蓟险隘，自此中原门户洞开。柴荣雄略，惜天不假年；太祖赵匡胤欲以金帛赎地，未果而崩；太宗北伐，高梁河一败，锐气尽折。重文轻武之策日深，兵不知将，将不识兵，遂使堂堂华夏，竟畏胡马如虎。

然契丹已非昔日匈奴。辽主耶律德光建五京，行科举，尊孔孟，兼用南北面官，俨然半汉化之帝国。其控燕云，据山河之险，拥铁骑之利，又得农耕之资，实为“马上治天下”之新式强权。宋人面对者，非游牧之寇，乃制度完备、军政合一之劲敌。

昔吕洞宾尝游终南，见樵夫负薪而歌：“世事如棋局局新，英雄到此亦沉沦。”宋之困境，岂独君昏臣懦？实乃时代之势已移。秦汉之时，胡人逐水草而居，无城池可守；宋辽之际，北族已筑宫室、立纲纪，与中原争正统。张三丰曾言：“柔弱胜刚强，非力不足，乃道未合。”宋人重文教而轻武备，虽文化昌明，然失其刚健笃实之道，终难御外侮。

故曰：非宋人不勇，乃时势异也。秦汉击散部之匈奴，如鹰搏兔；宋抗制度化之辽金元，若舟逆洪流。治乱兴衰，不在一将之能，而在国势之全。读史至此，当思“居安思危”四字，非虚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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