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女性多以悲剧收场,并非作者刻意为之,实乃时代与叙事结构双重作用之果——乱世之中,柔情难存;英雄叙事之下,女子常为陪衬。

《水浒传》所载,多是草莽豪杰,或因冤屈、或因逼迫,终聚梁山。全书百单八将,婚姻者寥寥,而夫妻和美者更属凤毛麟角。宋江杀阎婆惜,杨雄斩潘巧云,林冲妻自缢于高衙内威逼之下——皆非情爱之终,实乃血泪之始。纵有一丈青扈三娘配矮脚虎王英,亦非两情相悦,不过战阵权宜耳。
昔吕洞宾尝言:“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梁山好汉虽避世于水泊,却未脱此四障。然其所谓“避”,非避情爱,实避礼法之桎梏、官府之压迫。彼时男儿志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何暇顾及儿女私情?故书中男子重义轻色,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裳,此非人情凉薄,实乃时代使然。
大宋虽富甲天下,然兵弱政弛,外患频仍。自太祖杯酒释兵权,重文抑武成国策,边疆遂成藩篱之虚设。至徽宗朝,奸佞当道,花石纲扰民,艮岳奢靡,民不聊生。方腊、宋江之变,非偶然也,实积怨之爆发。
值此乾坤板荡之际,男子尚难保身家,何况女子?《水浒》所录女性,约分四类:一为贞烈如林娘子,二为才女如阎婆惜,三为女杰如扈三娘、孙二娘,四为恶妇如潘金莲、王婆。然无论贤愚美丑,结局皆惨——或死于刀下,或殁于战场,或湮没无闻。此非作者厌女,实因乱世之中,女子本无立锥之地。
道家有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张三丰曾叹:“红颜易老,功名如烟。”观《水浒》诸女,恰似春日桃花,未及盛放,已遭风雨摧折。李师师虽名动京华,终归史册无踪;琼英虽得良缘,亦不过战后余烬中一点微光。此正如苏轼《赤壁赋》所云:“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乱世浮萍,焉能自主?
须知,《水浒传》本非言情之书,乃借江湖写庙堂,托草寇讽朝政。其笔锋所向,不在闺阁,而在忠奸;不在缠绵,而在忠义。故爱情在此书中几近真空,并非否定情爱之价值,实因时代不容——金戈铁马之声,早已淹没了月下私语。
然亦不可一概而论。宋代自有“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之深情,亦有“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之离殇。唯《水浒》取其刚烈一面,以显乱世之酷烈、英雄之孤绝。女子之悲,非独《水浒》之过,实乃千年纲常、百年战乱共铸之命运枷锁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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