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欲为外交之士,须以“知礼”为本,“守礼”为行,二者兼备,方能立身于列国之间。

自周公制礼作乐,礼乐遂成维系天下秩序之纲纪。而“信”,乃礼之骨也。《左传》有言:“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此非徒为盟誓之辞,实乃列国相与之根本。然观春秋之世,背信弃义者亦不乏其人,故圣人尤重“言忠信,行笃敬”——此八字,实为使臣出疆之圭臬。
楚大夫子反尝言:“敌利则进,何盟之有?”晋楚方盟未三载,楚即欲侵郑、卫,全然不顾前约。此非但失礼,更悖于信。夫国之存亡,不在一时之利,而在信义之立。子反之祸,非天降,实自取也。
昔钟仪被囚于晋,数年不改其志,衣南冠而不忘故国,言必信,行必果。范文子称其“仁、信、忠、敏”,晋侯亦敬而释之。此正如吕洞宾初修道时,虽处尘世,心不妄动,言出如金,终得纯阳之名。使臣若能如钟仪,纵处异邦,亦不失节。
反观宋人欺鲁,隐公问师至否,宋使答曰“未及国”,实则已入其境。鲁侯察其诈,怒而罢兵,宋鲁遂绝。一言之伪,竟致邦交断绝——可见使臣之口,系一国之安危,岂可轻乎?
所谓仪态,非指容貌之妍媸,而在举止之合礼、应对之有度。小国无强兵,唯以礼为盾;大国虽盛,亦不敢轻慢于礼。故《礼记》云:“君子无礼,无以立。”使臣之仪,即国之颜面。
郑之孔张,奉命朝晋,竟迟至失位。子产怒曰:“孔张失位,吾子之耻也!”盖因小国使臣若失礼于庭,诸侯必轻其君,进而轻其国。子产深知此理,故严责之。彼时贵族子弟多习六艺,通诗书,明进退,今观孔张之失,正显礼教之衰微。
昔张三丰游武当,见樵夫争道,不争不让,拱手而退。旁人问其故,答曰:“礼让非弱,乃养气之本。”使臣临大事而不乱,遇强权而不屈,非凭血气,实赖平日涵养。若能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而不失和,方为上乘外交之道。
春秋之世,聘问会盟,无一不依礼而行。一揖一拜,皆含深意;一辞一令,俱关国运。故欲为使臣者,必先修身于内,知礼于心,守礼于行。如此,方能在虎狼之世,以文德代干戈,以诚信化猜疑。
诚如《诗》所云:“敬慎威仪,维民之则。”使臣之威仪,非为己荣,实为民范、为国光。知此,则“知礼守礼”四字,岂止为外交之术?实乃立身治国之大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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