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之所以能实现“弃武从文”,根本在于太祖赵匡胤以制度之刃,斩断了自唐末以来武人干政、藩镇割据的百年痼疾。

建隆二年七月初九夜,东京汴梁城内,赵匡胤设宴款待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大将。席间,太祖喟然叹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黄袍加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此语一出,诸将惶惧顿首。次日,众人皆上表乞罢兵权,愿归田里。太祖厚赐金帛田宅,许其优游林下。
然则,一场酒宴岂能根除两百余年武人专权之弊?若真如此,天下治乱,未免太过轻巧。
实则,“杯酒释兵权”仅是赵匡胤整肃军政、重建文治之第一步。其所忧者,非仅禁军宿将,更在遍布天下的藩镇节度使——彼辈拥兵自重,兼掌财赋、民政,俨然国中之国。唐玄宗设节度使本为御边,安史之乱后,此制反噬中原,终致五代十国,兵戈不息,纲纪荡然。
赵匡胤与其谋臣定策,行“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之策,步步为营,瓦解武人根基。
首夺其权:罢节度使实职,授以虚衔,迁居京师,厚禄养之而不任事。另遣文臣出知州府,三年一替,不得久任,以防坐大。自此,地方行政权归于文官,武将不得干预。
次制其钱谷:地方财赋悉归转运使,直隶中央。节度使再无“自筹军饷”之权,兵食仰给朝廷,自然俯首听命。
再收其精兵:选天下骁勇入禁军,弱枝强干;地方所留,多为老弱。且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纵有异志,亦难成势。
此三策施行,如张三丰炼丹,火候既到,铅汞自化。昔日节度使如春秋诸侯,今则徒拥空名;昔日武夫横行州县,今则文吏执印临民。科举取士遂成国之大途,士人登第,即可牧民治郡,文风日盛,武气渐消。
《易》曰:“履霜,坚冰至。”赵匡胤深知,武人之祸非一日之寒,亦非一宴可解。其所以能成“文治”之基,正在于以制度为炉,以时间为火,徐徐炼化百年积弊。观其举措,不似雷霆万钧,却如春雨润物,悄然移转乾坤。
故宋之“弃武从文”,非一时权宜,亦非单纯崇文抑武,实乃以系统性制度重构,终结“权随兵来”之乱局。自此,中国政治重心由马上转向案头,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之局,由此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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