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为什么有外戚专权真实原因是什么

东汉外戚专权之根由，实因皇权高度集中于幼主之身，而制度未设辅政之常轨，遂使母后临朝、舅氏秉政，终成痼疾。

权力独揽反致权柄旁落

光武中兴，惩西汉三公权重之弊，乃大削外朝之权。政令不出三府，而归尚书台；三公虽居高位，年俸二千石，然“备员而已”，徒有其名。尚书令秩仅千石，职在承旨整章，无裁断之权，一切政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府”。此制本欲强干弱枝，集权于天子一身，然一旦皇帝冲龄即位，便如舟失舵手，国柄顿悬。

幼主在位，太后临朝，依宗法亲亲之义，必倚母族为援。于是舅氏以大将军领尚书事，执金吾、城门校尉等要职尽出其门，内外军政，一手握之。

观窦宪之专权，章帝崩，和帝十岁继统，窦太后摄政，立擢其兄宪为侍中，旋拜车骑将军，后更总揽机要。凡外朝奏章，先经尚书台，而宪既领录尚书事，则忠直之言可匿，谗佞之辞得达。如郅寿劾宪骄横，章未及御览，已被压下；乐恢欲纠其党，反遭逼死。朝臣震慑，望风承旨，贤者退避，小人竞进。

贤路塞而宦官起

外戚既蔽贤路，皇帝纵有明察之志，亦难辨忠奸。及至稍长，欲夺回权柄，环顾左右，三公虚设，外朝噤声，唯宦官日夜侍侧，知其心志，可托腹心。故桓、灵之世，非不知“亲小人，远贤臣”之害，实乃无贤可亲，无正可倚。

此正如《道德经》所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制度失衡，则正道不行，不得已而用非常之人。宦官虽卑，然生于宫禁，无外戚之根柢，反成制衡之器——虽此器终亦锈蚀为祸，然其初起，实由外戚壅蔽所致。

昔吕洞宾尝云：“世事如棋局局新，人心似水日日深。”东汉之局，非君不明，乃势使之然。张三丰亦言修道贵“守中致和”，治国何异？偏重一端，必致倾覆。外戚擅权，宦官反噬，循环往复，恰如《赤壁赋》所叹：“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王朝气运，亦在平衡二字之间耳。

故东汉之衰，不在桓灵之昏，而在制度之偏。皇权过专，辅弼无方，幼主频立，遂使椒房之亲，代行天宪。待天子欲振，贤路已塞，唯有阉竖可恃，终致两害相轧，社稷倾危。此非一人之过，实一代之制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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