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翻译之职,非但通言语、达四方,实乃国之喉舌、邦交之桥;然其位卑而任重,功高而名隐。

翻检典籍,《礼记·王制》有言:“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此四者,皆古之译官也。然何以独取“译”字,终成“翻译”之名?盖因华夏北临胡虏,战守频仍,朝廷尤重北疆通语之人。及至佛法东来,梵贝西传,译经之士遂于“译”前加“翻”,取“翻转文字、转达妙义”之意,遂定“翻译”之名,沿用至今。
昔张骞凿空西域,百人出关,唯二人归。其一即甘夫,本匈奴俘虏,通胡汉之语,为向导兼译者。若无此人,丝路或难通,汉使或早殁于大漠风沙。此正如吕洞宾尝言:“道在蝼蚁,在瓦甓,在屎溺。”大道常隐于微末,功业每成于无名。甘夫虽无爵禄,却助张骞“持节不失”,其功岂可轻忽?
汉设“九译令”,掌四方言语。所谓“九译”,非实指九种语言,乃喻辗转多重、层层转译之艰。譬如南蛮之语,先译为羌语,再转吐谷浑,复译突厥,终达中原——其间辞意易讹,情志易失,非精敏慎密者不能胜任。然其官秩不过比县令,列于九卿之下,士林罕誉,史册寥寥。
至明永乐间,郑和七下西洋,船队中有通事马欢,穆斯林也,通阿拉伯、波斯诸语。其著《瀛涯胜览》,记海外风物,为后世珍本。今南沙有马欢岛,乃国人不忘其功。然彼时“通事”之职,仍属吏役,不得预科举,难入清流。
晚明徐光启,与利玛窦共译《几何原本》,始引西学格致之法入中华。彼非专职译者,乃士大夫兼通西文,故得青史留名。反观和珅,虽通满、汉、蒙、藏四语,曾接英使马戛尔尼,然因其贪黩,其才亦被掩没于骂名之中。可见古人重德甚于才,译才若无清名,终难获敬。
道家有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真正贯通异域者,往往不炫其能,不矜其功。张三丰尝言:“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翻译之极境,不在辞藻华丽,而在意旨无损。故古之良译,如水之就下,默默润物,不争其名。
然须警醒者,译事虽微,关乎国运。一字之差,或启边衅;一语之误,或丧邦交。故《周礼》设“象胥”之官,专司四夷之言,非徒为通语,实为安邦。今人视翻译为技术,古人则视为“礼”之延伸——礼者,理也,通理而后能和。
至于语言之起源,众说纷纭,或曰劳动号子,或曰摹声感叹,皆难确证。然无论语言如何生,翻译之需,自人群分居、部落各异而起。正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言语不通,赖译以联。”此道虽古,其义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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