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藩王被削权之后,之所以多沉溺于声色犬马,实因朝廷严控其政治、军事与经济自由,使其既无用武之地,又不敢稍有异动,只得以玩乐自保。

太祖高皇帝分封诸子,本意在“屏藩帝室”,然建文帝即位后急行削藩,逼得燕王朱棣起兵“清君侧”。及至成祖登极,虽以武力夺鼎,却深知宗室为祸之烈,遂反其道而行之——尽收藩王兵权,徙封边远,更立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铁律。宁王朱权曾拥精锐“朵颜三卫”,成祖许以“事成平分天下”,然一旦大位已定,便将其迁至南昌,兵权尽夺。朱权自此闭门著书、抚琴修道,终日与《太和正音谱》为伴,竟成一代音律大家。
昔吕洞宾尝言:“心若止水,外物不扰。”朱权虽失天下之诺,却得内心之安,未尝不是乱世中的另类修行。
仁宗、宣宗继统,削藩愈厉。汉王朱高煦自恃靖难功高,不满仅封一隅,遂于宣德元年起兵,旋即被擒,囚于西安门内,终被焚死。其弟赵王朱高燧亦被削尽护卫,形同软禁。至此,宗室再无敢言兵者。
及至武宗朝,朝纲弛废,阉宦擅权。安化王朱寘鐇愤于刘瑾暴政,仓促举事,三十五日即败;宁王朱宸濠则蓄谋十载,贿官复卫,聚众十万,欲效乃祖成祖故事。然王阳明一纸檄文、数日调度,便令其“黄粱未熟,梦已成灰”。宸濠兵败被俘,临刑前犹叹:“吾非不智,奈天不予时!”
此二王之败,非才略不足,实因朝廷早布耳目——锦衣缇骑、镇守太监,日夜窥伺王府动静。稍有异举,弹章立至。故多数藩王宁可醉卧花间,不敢轻言国事。
至明末,宗室繁衍至三十余万,岁禄浩繁,国库空虚。崇祯年间,边饷难支,藩禄常辍。然朝廷仍禁其营生,致诸王“坐拥空名,腹中饥火”。李自成破洛阳,福王朱常洵被执,农民军烹之为“福禄酒”,惨烈可知。彼时若有宗室能领兵御寇,或可延国祚一线,然两百年积弊,早已断其筋骨。
司马光有言:“治国如养身,过抑则气滞,过纵则神散。”明朝削藩过甚,使骨肉成囚,爪牙尽去,终致外寇内贼交攻而无人可御。此非天亡明,实人自取也。
张三丰曾云:“无为而无不为。”藩王若真能悟此道,或可如周王朱橚,弃权位而研《救荒本草》,留惠后世。然多数人只知以酒色避祸,终成史册笑谈。呜呼!权力可削,志气难禁;志气若丧,则虽居王邸,亦不过金笼之雀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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