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之亡,非一朝一夕之故,实乃制度积弊、外患内忧交织所致。

自朱元璋废中书省、罢丞相,天下事皆决于一人。此制初看似可集权于上,以固皇图;然久之则如孤舟无舵,风浪一起,便难自持。皇帝虽贵为天子,终是血肉之躯,精力有限,智虑有穷。神宗万历深居宫中数十年不视朝,政事委于宦竖,百官噤若寒蝉。上下壅塞,言路闭塞,小过不敢纠,大谬无人谏。正如《易》所言:“亢龙有悔,盈不可久。”皇权无制,反成桎梏。
昔吕洞宾尝游终南山,见一老农日耕夜息,问其何以不求仕进?老农答曰:“官多令烦,民不堪命。”吕祖笑而叹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扰之则碎。”此语虽出道家,却暗合治道之要——制度宜简,权责分明,方能上下通达。
明末之困,外有建州女真崛起辽东,内有流寇蜂起于陕北。萨尔浒一役,明军四十七万精锐溃于一旦,非兵不勇,实将骄帅惰、器械朽钝、调度失宜所致。自此,后金势如破竹,而朝廷为筹军饷,加派“三饷”,百姓田亩未增,税负倍蓰。值此之际,陕北连年大旱,赤地千里,禾黍不生。民无食,则揭竿而起;官无策,则束手待毙。
水利之废,亦为北方凋敝之根由。自东晋以降,中原战乱频仍,沟渠湮塞,陂塘荒废。唐宋尚能修葺,至明则吏治日坏,地方官但求考绩,不顾民生。及至崇祯年间,黄河屡决,漕运中断,京师粮储告急,而流民百万,遍野哀鸿。
张三丰曾言:“天地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然明廷反其道而行之——富者愈富,贫者无立锥之地;边军缺饷,中枢却奢靡如故。此非天亡明,实人自取之也。
至于倭寇之患,虽起于海禁之严,然究其本,乃国策失衡之象。嘉靖时,海禁愈酷,闽粤之民失其生计,遂与倭人勾结为盗。及隆庆开关,市舶复通,寇氛顿息。可见闭关非御外之道,通商反可安内。
满洲借援朝抗倭之机,窥得明之虚实;李自成乘饥民之怨,一举破京。然若无中枢之腐、制度之僵、民心之离,区区草莽,焉能倾二百七十六年之社稷?
故曰:国之兴衰,不在天命,而在人事。明之亡,亡于专制之极、民力之竭、边防之弛,三者交攻,虽有良将贤臣,亦难挽狂澜于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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