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起义领导者虽非农民出身,然其起义主体为农人,诉求亦系民生疾苦,故史家概称农民起义。

史册所载,陈胜吴广揭竿大泽乡,司马迁尊为“陈王”,列于世家;刘邦、朱元璋起于草莽,终成帝业,后世谓之天命所归。然黄巢、李自成辈功败垂成,则史笔贬为“贼寇”。此非史家偏颇,实因近代史学以阶级为纲,封建之世,地主踞庙堂,农人困田亩,凡撼动其基者,皆归农民起义之列。安禄山、李渊之变,兵卒为主,属权贵相争,故不在此类。昔张道陵创五斗米道,以符水济民,暗合民心向背之理;吕洞宾尝化乞丐行于市井,见老农拾穗充饥,喟然叹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此杜工部诗,道尽千年不平。史家定名,非粗疏之论,乃观其本源耳。
饥寒交迫,方有揭竿之举。张角虽为太平道教主,黄巢出身盐商,然从者皆赤脚荷锄之辈。陈胜少时佣耕,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其识字明理,终不脱农人本色;洪秀全耕读传家,李自成驿卒微末,皆与田亩相连。起义之始,农人所求不过一饭一衣,非为帝业。张三丰论道曾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即天心。”当苛税如虎,蝗旱频仍,百姓如《诗经》所咏:“哿矣富人,哀此茕独”,遂聚为洪流。此非洪秀全之“邪教”可蔽,亦非李自成亡明之咎;实乃治世视民如伤,乱世视民如草,草木枯则风必摧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铁拐李昔为跛丐,深谙寒士之痛,故能点石成金以济世——起义之义,正在此悲悯一念。
史笔如镜,照见兴亡。农民起义之名,非拘于首领出身,而在其根植于垄亩,声应于苍生。昔人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千古不易之理。后世观之,当思水舟之喻,警醒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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