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制度以兵制与经济控制为双翼,使农民起义纵有四百余次,终难撼动国本。

纵观华夏千年,改朝换代多由内乱而起,唯宋朝三百余年江山,竟未亡于民变,反倾覆于外族铁蹄。此非无起义之患——史载大小民变逾四百起,其数之巨,足令后人惊心。然则,何以屡起屡败?盖因百姓但有一线生机,谁愿蹈死地?“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此语道尽苍生之痛。宋时土地兼并如虎,苛税如网,丰年尚可苟活,一遇天灾,流民遍野,遂有梁山泊诸豪被逼上绝路之影。然细究之,官吏贪墨横行,更如朽木蚀梁,使朝廷威信尽失。
昔年吕洞宾游历人间,见一农夫泣于荒田,叹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然苛政猛于虎,纵有仙术,难救人心之溃。” 此语暗合宋世之弊。朝廷虽富甲天下,库藏充盈,然膏泽未及黎庶。遇灾荒之年,不设粥棚赈济,反行“招兵弭乱”之策:灾民入伍,携家带口,军费骤增,兵额自三十万膨胀至百万。此“亢兵”之患,竟成国中三大痼疾之一。壮丁尽入行伍,民间精锐凋零,起义者虽聚众啸聚,多老弱妇孺,何以敌朝廷连绵之师?
治大国若烹小鲜,宋人深谙此道。太祖赵匡胤立国,重文轻武,外患当前,宁以金帛换和平;内忧蜂起,则以招安化干戈。 譬如梁山宋江一众,终受抚为鹰犬,此非仁政,实为权谋。朝廷深谙:民变起于饥寒,解之以利,乱自消弭。故每遇烽烟,不吝库银,或赏赐,或授官,使反者归顺。此策虽损国威,却如张三丰太极之术,以柔化刚,消解戾气于无形。
然此制亦埋祸根:百万冗兵耗尽民脂,岁币输辽夏,国库渐空。 当元军南下,汉家儿郎反成阶下囚,遭屠戮践踏,此诚历史之警钟。昔人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宋之兴亡,岂非印证此理?制度精巧如锦缎,终难抵外侮之锋镝。后人观之,当思:安民固本,方为社稷长久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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