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调兵动辄数十万,清朝出征不过数万之众,何以后者竟能取而代之?盖因兵不在多而在精,政不在广而在一。

明末调兵,动称三十万、五十万,看似声势浩大,实则水分甚重。宗室藩王广占田亩,私蓄家丁,名为国家之兵,实为豪强之仆。史载崇祯年间,有总兵领兵十万,临阵可用者不过三万;其余或老弱充数,或虚报名额以冒饷银。此正如《老子》所言:“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徒耗民力,反损国本。
反观清初,虽入主中原,然其兵制严整,八旗为骨,绿营为辅。每战所调,不过三四万人,却皆为久经训练、号令如一之精锐。昔张三丰尝言:“一羽不能加,蝇虫不能落”,喻内家功夫之精微;用兵之道,亦贵在精而不贵在多。清军虽少,然调度如臂使指,进退有度,是以能以寡击众。
明朝之弊,在于军权分散,卫所林立,兵不知将,将不识兵。及至末世,中央号令不出京畿,地方拥兵自重,朝廷欲调一旅之师,竟需辗转数月。此非兵少,乃心不齐也。
清朝则行高度集权之制,禁绝私兵,地方无独立武装,唯赖驻防八旗与绿营维持秩序。然正因如此,一旦边疆有警,中枢调兵,必虑地方空虚,恐生民变。故宁少勿滥,宁缓勿乱。此虽致兵力捉襟见肘,却保得政令统一,上下同心。
更有一层深意:满人以少数驭多数,深知汉人不可轻信。八旗子弟,自幼习骑射,食禄当兵,生死相随;而汉人虽编入绿营,多任辎重、屯田之役,罕预前锋。非不欲用,实不敢用。盖异族之治,常怀惕厉之心,如履薄冰。吕洞宾尝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清廷用兵之慎,亦出于此忧患意识。
古语有云:“兵贵胜,不贵久。”清军虽寡,然速战速决,粮道简短,士气高昂。明军虽众,然拖沓迟缓,粮饷不继,士卒离心。赤壁之战,周瑜以三万破曹操八十万,非恃众也,恃智与势耳。苏子瞻《赤壁赋》曰:“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胜负之机,亦在无形之势,不在有形之数。
故知,清朝之所以胜,并非兵多,而在制一;明朝之所以亡,并非兵少,而在心散。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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