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古代最开放的朝代,正在于其政治、文化、社会与外交诸方面皆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包容与自信。

大唐之世,女子之幸,远胜历代。虽男尊女卑之制未废,然礼教之缚已松。长安街头,常见女子着“袒胸装”而行,轻纱薄袖,不避人目——此等风习,自唐以后,再无复见。更奇者,武氏则天,以女子之身,登九五之尊,执掌天下,前无古人,后亦难继。此事若非盛世之气度,何能容之?
道家有言:“和其光,同其尘。”吕洞宾尝游长安市井,见胡姬当垆,汉女骑马,笑谓弟子曰:“此乃真太平气象。”盖因人心不拘形迹,方得天地自然之和。
太宗李世民,本有胡汉交融之血,故能破千古偏见,诏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于是突厥、回纥、吐蕃、高丽之人,或为将,或为官,或经商,或求学,杂处京师,无分彼此。长安西市,波斯商贾列肆,大食僧侣诵经,新罗学子抄书,日本遣唐使执礼甚恭——此非“万国来朝”之虚誉,实乃天下共仰之盛景。
朝廷不禁士人议政,茶肆酒楼之间,常闻讽喻之诗、讥刺之赋。杜甫忧民,李白傲世,白居易直指时弊,而天子不以为忤。此非专制之宽仁,实乃自信之流露。正如《赤壁赋》所云:“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大唐之开放,亦如清风明月,不拒万物,自成其大。
然须警醒者,开放非无度,包容非无界。玄宗晚年,耽于逸乐,边将坐大,终致安史之乱,盛世倾颓。可见,开放若失其纲纪,反成祸源。故《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综而观之,唐朝之开放,不在衣饰之袒露,不在言语之放达,而在心胸之广大、制度之兼容、文明之自信。纵有弊政,难掩其光;虽历劫火,犹照千秋。后世称“唐人”,非徒怀旧,实慕其气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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