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所谓“天有异象,大事将至”之说,实乃古人观天察变、附会人事之产物,其理虽非科学,却深植于文化心理之中。

古人敬天畏命,视天象为人事之镜。《史记》开篇即载殷契、周稷、秦业之生,皆托神迹:简狄吞玄鸟卵而孕契,姜嫄履巨人迹而生后稷,女修吞玄鸟蛋而诞大业。此非荒诞,实乃“天命”观念之滥觞。
及至汉代,“君权神授”蔚然成风。薄姬梦龙据胸而生文帝;安帝未即位时,已有“神光照室,赤舌盘床”之异。尤以高祖刘邦为甚——《高祖本纪》载其母息于大泽之陂,雷电晦冥中见蛟龙覆体,遂有身而产刘季。后斩白蛇,号“赤帝子”,天命之说,至此登峰造极。
此类叙事,非独汉家所有。明太祖朱元璋降世,《明史》亦记其母梦神授药丸,吞之口留异香,及产则“红光满室”,邻里屡误为火起奔救,至则寂然无焰。此等记载,与吕洞宾点化世人、张三丰踏云而行之传说遥相呼应,皆在彰示非凡之人必有非常之兆。
然天象非仅佑圣主,亦可儆昏君。若人君失德,天辄示警:彗星出、日食现、地动山崩,皆被视为上天之怒。故董仲舒言:“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
贤者之逝,亦常伴异象。建兴十二年,诸葛武侯屯兵五丈原,与司马懿对峙百余日。裴松之注《三国志》引《晋阳秋》云:其殁前,“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往西南,投于亮营”。未几,卧龙陨落,汉业遂倾。今人观之,不过流星划空;然古人目之,实为“将星坠地”,悲怆天地。
司马迁作《史记》,志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彼虽博采梦兆、神示、预言,然其深意,非在信鬼神,而在察人心、明治乱。天象之异,或为自然之常,然人心之动,常借天象以抒忧惧、寄希望。故《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今以科学观之,血月非凶,彗星无咎,流星亦非将星之陨。然回望青史,那些被赋予意义的星辰与光芒,早已超越天文本身,成为民族记忆中一道深邃的文化符码——它提醒我们:人虽渺小如尘,却始终仰望星空,在未知中寻找秩序,在变动中寄托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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