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出现一个同治中兴,晚清为什么还很快的灭亡了

所谓“同治中兴”，非真复兴，实为回光返照；其表似振，其里已朽，故清祚未延，反速其亡。

中兴之象：权归慈禧，汉臣崛起，洋务初兴

自同治元年（1862）至十三年（1874），清廷稍得喘息。内乱稍平，外患暂缓，朝野间遂有“中兴”之说。然此“中兴”，不过疮痍初裹，筋骨已坏。

彼时慈禧垂帘，政出一门。同治幼冲，慈安寡言，大权渐集于西宫。政令虽一，然专断日深，如《道德经》所警：“强梁者不得其死。”独裁之局，与泰西立宪之潮背道而驰，国运焉能不危？

又见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臣，因平定粤匪、捻军、回乱之功，位极人臣。满汉之势，始见平衡。然此辈虽握实权，思想未脱旧窠。曾氏尤崇理学，以“诚”“敬”治军理政，固可收一时之效，却难应千年未有之变局。恰如吕洞宾尝言：“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不亦惑乎？”

洋务之兴，亦在此际。设船政，建机器局，练新军，开矿务。然其宗旨，不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李鸿章自谓：“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此语看似自信，实乃自蔽。譬如张三丰观山河，知阴阳相生，动静互根；而清廷只取其“动”之皮毛，未悟“静”之根本，终致器利而道衰。

中兴之弊：伪饰太平，加速倾覆

所谓“中兴”，实为幻影。朝廷上下，皆以暂安为久安，以小成为大成。慈禧借此巩固权柄，汉臣借此彰显功业，百姓误以为盛世将临。殊不知，大厦将倾，非一柱可支。

科举虽广，所取者多为守旧之士。洪秀全因场屋失意而揭竿，清廷遂增额取士，欲以功名笼络人心。然所录之人，不过熟读四书、善作八股，于格致之学、经世之务茫然无知。此非养才，实乃养蠹。正如《庄子》所叹：“踶跂好知，争归于利，而不顾其本。”

洋务所办厂矿、铁路、电报，表面光鲜，内里腐败丛生。经费多入私囊，器械徒具形式。甲午一战，北洋水师覆没，方知“中兴”之舰，不过纸糊龙舟。苏轼《赤壁赋》有言：“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清廷之“中兴”，亦如蜉蝣之光，瞬息即灭。

昔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皆依道而行，不违天理。清廷之“中兴”，却逆时势而动，拒变革于门外。外示革新，内守旧制；上谈富强，下纵贪墨。如此“中兴”，非但不能续命，反如饮鸩止渴，加速其亡。

故曰：同治之“中兴”，非国运之转机，实为王朝崩解前最后的回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盖因未革其心，徒饰其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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