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之亡,非因国弱,实由政苛、民疲、德失所致。

隋承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分裂之乱,一统天下,诚为伟业。文帝杨坚代周建隋,虽得江山于外孙之手,然其初政尚俭,躬行节用,《开皇之治》遂成一时之盛。户口增至四千六百余万,仓廪充盈,洛口仓三千窖,每窖储粟八千石,总计逾二千四百万石,唐人言其遗粮“足支五六十载”,可谓富甲古今。
然此富也,如吕洞宾点石成金之术,看似辉煌,实无根柢。汉之富,积七十年休养生息;隋之富,不过二十余年急敛横征。义仓本为民自助之制,开皇五年设于乡里,百姓自愿输粮以备荒年。至开皇十年,文帝竟收归州府,化民储为官廪,美其名曰“防损耗”,实则夺民之权,塞自救之路。此一变,民心始离。
文帝欲抑关陇豪强,以固皇权,然手段峻急,反激怨怼。及至炀帝继位,更以雄图自许,凿运河、营东都、巡江都、征高丽,役民如牛马。三伐高句丽,调兵百万,转输千里,丁男尽赴战场,妇孺填于沟壑。杜牧有诗云:“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游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风又几回。”此非独咏南朝,亦可叹隋室之奢靡与盲动。
昔张三丰尝言:“水至清则无鱼,政至察则无民。”隋室父子,志在削藩集权,破旧立新,然不知“治大国若烹小鲜”之理。操切过甚,不恤民力,纵有通济渠贯南北,亦难载万民之怨;纵有长城护边疆,亦挡不住揭竿而起之怒潮。大业末年,群雄并起,瓦岗、窦建德、李密辈蜂拥而起,非为争天下,实为求活命耳。
尤为可警者,炀帝自负才略,视民如草芥。《资治通鉴》载其语:“人生固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此等心念,岂能久安社稷?昔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皆以济世度人为本;帝王若无仁心,纵拥四海之富,终成孤家寡人。
故隋之速亡,不在外患,而在内溃;不在兵弱,而在德衰。富而不仁,强而无道,虽有大运河贯通南北,终成流民奔命之途;虽有洛阳宫阙巍峨,不过焦土前之幻影。后之览者,亦可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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