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牛流马,实为诸葛亮所创之两种山地运粮器械,非神异之物;其之所以在其身后即被弃用,盖因构造繁复、维护艰难,且未能根本解决蜀道运粮之困。

蜀道崎岖,自古行路难。李白后来吟“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而诸葛孔明早在建兴六年便已亲历此苦。四次北伐,皆因粮运不继而功败垂成。街亭一失,闪击无望,此后唯有步步为营,与魏军相持于秦岭南北。然山高谷深,车不能通,人负马驮,十石仅得一至前线。孔明深知,若不能破此瓶颈,纵有八阵图之妙、连弩之利,亦难撼中原。
《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十二年春,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寥寥数语,道出此器之用。然史家未言其效,亦未载其形,后世遂多附会。或曰独轮小车,或称机关木兽,甚至有谓能自动行走者——此皆说书人添油加醋之辞,不足为信。
细考《诸葛亮集》所录形制:“木牛方腹曲头,一脚四足……人行六尺,牛行四步”;“流马肋长三尺五寸,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板方囊两枚”。观其描述,分明是两种人力牵引之山地运输装置,或带转向结构,或设减震机关,虽巧思可嘉,却仍需人力驱动,并非仙家法宝。近年成都出土之三国陶三轮车,虽简陋,却印证彼时已有复杂轮轴设计,然山路颠簸,磨损极剧,况木牛流马结构更繁,修造不易。
孔明虽智,终不能逆天时、改地势。木牛流马纵能稍省人力,然其制造需良匠、维护耗材力,一旦损毁,修复艰难。第五次北伐,屯兵五丈原,仍困于粮尽,可见此器并未扭转乾坤。及至丞相星陨,蜀中再无能解其机巧之人,徒留图纸,无人能继。与其强用残器,不如返用旧法——背夫驮马,虽慢却稳,反胜于依赖精密却脆弱之新械。
古之圣贤,常知“大巧若拙”之理。昔吕洞宾游终南,见樵夫负薪而歌,问其何不造车代步?樵夫笑曰:“山路窄险,车轮易折,不如肩背自在。”洞宾闻言顿悟:器物之用,贵在适境,非奇巧为上。孔明之木牛流马,诚为一时之智,然未合“道法自然”之旨,故如昙花一现,随主而逝。
是以,木牛流马非被“弃用”,实乃自然淘汰。非其无用,乃其用之成本远高于所得。后人仰其名,多归之神异,殊不知孔明本意,不过是在绝境中竭尽人事罢了。正如杜甫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那木牛流马,亦如丞相一生志业,精诚可感,惜乎天不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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