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贪官到底在贪什么,朱元璋为什么杀都杀不完

明朝贪官之所以前赴后继，朱元璋虽以铁腕诛杀却难绝根，实因制度之弊与人性之欲交织，如野草逢春，生生不息。

古来士子寒窗苦读，所求无非金榜题名，封侯拜相，从此权力财富加身，光耀门楣。这在历朝本是常理，然而到了大明，官员的日子却陡然心酸起来。朱元璋出身布衣，自幼贫寒，称帝后对富户与贪官深恶痛绝，视其为压榨百姓的蠹虫。他打压富户，连当时的全国首富沈万三也未能幸免；对待官员，则重新规划薪俸，定下严苛刑责，意图以清廉立国。

他规定：贪污超过十两者（约合今一千六百至两千四百元），当杖责下狱；若超过六十两（约两万四千至三万六千元），轻则发配充军，重则斩首示众，死后甚至剥皮填草，悬于官府以儆效尤。如此峻法，按理贪官当噤若寒蝉，可事实却如《史记》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贪腐者竟如雨后春笋，诛而不绝。朱元璋在位期间，诛杀贪官多达十五万人，却依旧难遏其势。这背后缘由，说穿了，还是一个“穷”字。

官俸微薄，何以养廉？

试看宋朝，一品大员月入可达一百二十八万人民币，正九品芝麻官也有十二万八千元。反观大明，一品月薪仅一万一千元，正九品不过七百元，从九品更低至六百三十七元。这般俸禄，在物价腾贵的年代，连糊口都成问题。当时有位清官罗复仁，官居五品，却买不起宅院，只得租住郊外破屋。家中墙壁坍塌，需亲自修补，因为雇不起工匠；家具陈旧，一家几口省吃俭用，方能度日。就连二品大员海瑞，每月几千块钱需养活全族，死后遗产竟不足以购置棺木。这般境况，官员若不另寻财路，何以生存？

更可叹者，据《大诰》记载，朱元璋曾亲审一批贪污犯，其赃物无非是“收人衣服一件、书籍四本、袜两双”。以小见大，可知这些官员所贪非巨富，而是日常用度之需，其日子艰难，可见一斑。这便如道家修行故事中，吕洞宾曾点石成金以试人心，世人多贪金而忘道，殊不知贪欲一起，便如深渊难填。明朝官员之贪，起初或为生计所迫，然一旦尝到甜头，便难回头，终成习性。

严刑之下，贪风为何不止？

朱元璋出身草根，早年受尽贪官污吏欺压，对宋元衰亡深有体悟，故一生致力于肃贪。他制定的律法，在历代中最为严酷：贪污六十两以上，不仅斩首，还需“剥皮萱草”——真个剥下人皮，填入稻草，悬于城头闹市示众。此刑虽未遍施所有贪官，但多用于皇亲国戚或公卿贵胄，以震慑天下。

洪武十三年，开国功臣朱亮祖之子首遭此刑。朱亮祖贵为永嘉侯，镇守广州，权倾一方，却勾结地方豪强，收受贿赂，庇护恶霸。朱元璋毫不手软，以此极刑处置，意在杀一儆百。然而，贪官仍如潮水般涌来，甚至有人以“奋不顾身”之心疯狂敛财。这不禁令人深思：难道是明朝官员格外贪婪？抑或朱元璋手段虽狠，却未触及根本？

究其根源，贪腐之起，非独人性之恶，更在制度之失。明朝低俸禄的设计，本意或为节俭，却迫使官员另谋生计，从而滋生“陋规”与“常例”——这些灰色收入，渐成官场潜规则。朱元璋以严刑震慑，如狂风扫叶，叶落而根存；贪欲如野草，根深蒂固，遇雨便生。这便如《资治通鉴》中所暗含的理：治国之道，在疏不在堵。单靠杀戮，难改世风；需从薪俸、监察、教化多方入手，方可能奏效。

昔年八仙故事中，张果老倒骑驴，喻示回头看路，方能明辨方向。朱元璋肃贪，用力虽猛，却未回头审视制度之弊。反观道家修行，讲究清心寡欲，但若基本衣食无着，谈何修道？官员亦然。海瑞一生清廉，死后无钱下葬，其风骨虽高，却难复制；多数官员在生存压力下，不得不铤而走险。这便如古诗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之言，虽非诗词，却道尽人性根本。

总之，明朝贪官之贪，初为生计所迫，后成贪欲惯性；朱元璋杀之不尽，非其不狠，而是制度与人性交织的困局。历史如镜，照见古今，此中道理，值得后人深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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