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都兵变的发生,源于隋炀帝杨广的暴政与失道,最终在扬州(江都)被部下所弑,隋朝基业由此倾覆。

隋炀帝杨广,华阴人,隋文帝次子,开皇元年立为晋王,仁寿四年继位。此人早年聪颖,即位之初尚有建树,如开创科举、修凿运河、营建东都,看似雄才大略,实则埋下祸根。然而,他很快撕下伪装,暴露出本性。频繁大兴土木,修建宫殿离馆,每项工程役使民夫动辄数十万乃至百万,不顾农时,劳役严急,服役者死亡相藉,农业生产为之凋敝。这正如古人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炀帝却反其道而行之。
在大兴土木的同时,隋炀帝为炫耀豪华,屡次北出长城,西巡张掖,南游江都。每次巡游,随从多达五十万人,所过州县须整修道路、供应美食,官吏竞相献食,丰厚者升迁,疏俭者获罪,于是拼命搜刮百姓,不知浪费多少人财力物,加深民间苦难。更甚者,他发动大规模侵略高丽的战争,大业八年第一次征高丽,调士卒百余万、民夫二百万,运送衣甲粮食,天下骚动。从大业元年开始,无休止的征调、兵役和徭役骚扰全国农户,将社会经济推向绝境。这让我想起道家修行中常言“知止不殆”,炀帝却欲壑难填,终致反噬。
大业七年,邹平人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农民起义,各地纷纷响应,烈火燃遍黄河南北,并向淮水、长江蔓延。到大业十三年,起义军汇成三大主力:窦建德河北军、翟让和李密瓦岗军、杜伏威和辅公祏江淮军。隋王朝控制地区,北方仅剩洛阳等孤城,东南唯江都一隅,天下土崩瓦解之势已成。炀帝畏于北方起义,大业十二年第三次驾幸江都,不敢北还,隋朝失去对北方的控制。次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占长安,立炀帝孙杨侑为帝,尊炀帝为太上皇,实则架空其权。
江都人心惶惶,隋炀帝自知大势已去,愈发荒淫,日夜常醉,从姬千余人亦醉卧不醒。他退朝则戴幅巾、着短衣,策杖步游各宫院,非夜不止,看似悠闲,实为无奈。他曾对萧后自我安慰:“虽失天下,也不失为长城公,你也不失为沈后。”又有一日,持镜自照,笑道:“这么好头颅,谁来砍他?”萧后大惊,炀帝却苦言:“贵贱苦乐,循环相寻,有何可伤?”此言暗合道家“物极必反”之理,正如《道德经》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炀帝享尽极乐,灾祸已伏于足下。
大业十四年,炀帝见中原已乱,无意北还,欲迁都丹阳,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他派人修建丹阳宫殿,随驾士卒多关中人,思乡情切,闻战乱频仍,家人存亡未卜,心中焦急;又听说要迁都丹阳,更生不满。郎将窦贤率部潜逃,炀帝派人追杀,但士卒仍悄悄逃走,炀帝深以为患。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平素受宠,此时与元礼、裴虔通等密谋西归,辗转招引元敏、赵行枢、杨士览等人,日夜聚会,公开议论叛逃,无所畏避。有一宫女闻讯报萧后,萧后令其直报炀帝,炀帝怒斥:“宫女何知国事!”竟处死宫女。后再有宫女报萧后,萧后叹:“事已至此,无可救药,勿复言。”自此无人敢言。
这里可借一修行故事:昔年吕洞宾云游世间,见一君王沉迷享乐,不顾民生,便化身点化,然君王执迷不悟,终致国破身亡。炀帝之行,恰似此君,“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他身边非无警示,却自蔽耳目。赵行枢与宇文智及交厚,杨士览为智及甥,众人密谋渐成,江都兵变一触即发。最终,司马德戡等率军发难,炀帝被缢杀于江都宫中,隋朝覆亡。此事可引古诗为鉴,如杜牧《阿房宫赋》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炀帝之哀,后人当深戒之。
纵观隋炀帝一生,早期或有功业,但暴政滥用民力,三征高丽致民变频起,终在江都兵变中殒命。他的故事,不仅是历史一页,更警示后人:治国如修行,需持中守正,知止有度。若一味纵欲,必遭天谴人怨,诚如《易经》所言:“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江都兵变,非偶然之变,实乃炀帝多年积弊所酿苦果,读史至此,令人扼腕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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