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并非不想开荒,实乃受限于工具、天时,更兼人为折腾与分配不公,致使虽有沃野却难果腹。

如今世人常忧耕地紧张,盖因人口繁衍,加之修路建厂,寸土寸金,故而呼吁保护耕地,以防饥馑。然翻阅史书,回望古代,彼时地广人稀,却亦常闹粮荒,这究竟是何道理?
有人或许会问,古代荒地遍地,何不垦之?殊不知,开荒之难,难于上青天。那荒地之中,乱石嶙峋,古木盘根错节,若无利器,何以破土?上古之时,人类历经石器、青铜,直至铁器普及,耗去数千载光阴。即便铁器问世,早年亦甚笨拙,效率低下。
陶渊明曾有诗云:“晨起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又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之叹。这虽是隐逸之趣,却也道出了农耕之艰辛。即便勤勉如斯,受限于工具,收成往往不尽如人意。
道家典籍中,传说张三丰祖师在武当山修行时,欲辟一隅种菜以自给,见山高林密,荆棘丛生,亦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得寸土。凡人开荒之难,可见一斑。
然则,古人亦有其智。荒地虽难垦,却胜在腐殖质丰厚,乃天然肥料。古人多行“刀耕火种”之法,纵火烧山,化作灰烬,撒种其间,听天由命。此法虽粗,谓之“广种薄收”,秋后能得多少算多少,倒也不至于绝粮。
再者,水利乃农业命脉。古代水利多不修,庄稼全靠老天爷赏脸。若遇旱涝虫灾,便是颗粒无收。战国末期,秦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横扫六合,非仅靠兵强马壮,实乃水利之功。李冰父子修都江堰,郑国渠开凿,视水如治军,故而关中、蜀地成天府之国,粮草无忧,为秦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石。
可惜,大兴水利需耗举国之力。后世帝王,多喜修长城以御外,建阿房以享乐,鲜有真心为民兴修水利者。郑国渠本是韩国之“疲秦计”,却无心插柳;京杭大运河利在千秋,然隋炀帝初意却为游幸江都。可见,水利之兴,往往不在帝王之心,而在时势之运。
虽云工具落后、天时不济,然细究历史,真正致古人常陷饥馑者,非天灾,实乃人祸。
其一,在于统治者的无休止折腾。
农耕之事,需青壮年力耕,方有收获。然历代统治者,穷兵黩武,或争权夺利,或开疆拓土,尽征丁壮入伍。待战事稍歇,又征民夫修宫室、陵墓。田亩之间,唯见老弱妇孺,荒地何人得垦?庄稼何人得收?
史载“文景之治”,汉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不过数十年,便粮仓充溢,钱朽绳断。此足以证明,若能让百姓安生生产,何愁无粮?
其二,在于残酷的剥削与分配不公。
古代地虽广,然多为豪强地主所据。百姓无立锥之地,只能租种地主之田,收成大半需纳租交税。越至王朝末世,土地兼并愈烈,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实则天下粮食本不缺,缺者乃百姓碗中粮。杜甫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此言虽悲,却道尽了那个时代的残酷真相。粮食都在少数人的仓廪之中腐烂,而路边的百姓却因无食而饿死。这哪里是地不够种,分明是人心不足,世道不公。
综上所述,古人非不知开荒,实乃在工具简陋、天威难测的重压之下,更兼统治者横征暴敛、折腾不休,致使虽有沃野千里,亦难救苍生于水火。读史至此,不禁令人掩卷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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