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二十年不上朝,并非单纯“懒政”二字可蔽之,实乃君心倦怠、朝纲崩解、国势日颓之始。

万历皇帝朱翊钧,明穆宗第三子,十岁登基,初年由张居正辅政,锐意革新,国势为之一振。及至亲政,尚有作为;然自万历十四年起,渐以“病”为辞,不御朝会,不祀天地太庙。至万历十七年元旦,竟以日食为由,免百官朝贺,自此岁岁不朝。至万历二十八年,索性闭门不出,凡二十载,仅两度露面:一为巡视陵寝,一为处置“梃击案”。
君王深居九重,百官如隔云雾。六部九卿,职缺如荒田。万历三十四年,大学士沈鲤上疏痛陈:“吏部尚书缺已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工二部仅以一侍郎兼理……礼部止一侍郎李廷机,今亦在告,户部止有一尚书。”总计部院堂上官三十一员,竟缺二十四员。兵部无人主事,边防何以固?地方巡抚、布政使、知府等要职,亦多悬空。沈鲤愤而诘问:“此犹可为国乎?”然奏章入宫,如投深渊,杳无回音。
朝纲既弛,贤者自退。户部尚书赵世卿、吏部尚书孙丕扬等重臣,相继“拜疏自去”。万历四十年,南京御史联名上书:“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沈之忧。”言辞恳切,忧思如焚,然天子漠然如石。
至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一役,努尔哈赤以少胜多,明军十余万精锐尽没。京师震动,百官伏于文华门外,泣请发兵增饷、批阅章奏;数日后,又伏阙请帝视朝行政。然宫门紧闭,龙颜不现。直至万历四十八年弥留之际,方召见群臣——此时大明之舟,已近倾覆之岸。
古语云:“君逸则臣劳,君劳则臣逸。”然万历之“逸”,非道家所谓清静无为,实乃弃责于天下。昔吕洞宾尝言:“治大国若烹小鲜,火候失则鱼烂。”帝王若久不临朝,如庖丁失刀,鼎鼐无主,岂能调和五味?张三丰亦教人“动静相宜”,非教人终日枯坐、万事不理。万历以立储之争为由,拒见群臣,实则心志已惰,道心不存。
怠政之害,不止于缺官废事,更启党争之祸。东林与阉党角力,朝堂成战场,忠良遭排挤,国事日非。昔日张居正所筑之基业,二十年间,瓦解殆尽。诚如《资治通鉴》所警:“主昏于上,政乱于下,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苏子瞻曾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帝王之位,看似巍巍如山,实则系于日日勤勉。万历若能稍念祖宗创业之艰,或效法汉文景之恭俭,何至于使大明江山,自内而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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