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晚年的一场动乱，结果导致清朝一蹶不振

白莲教乱起，盛世终成空

乾隆晚年看似四海升平，实则内忧外患已如干柴积薪，只待星火——一场历时九载、席卷川楚陕的白莲教之乱，终将“康乾盛世”的幻影击得粉碎。

此乱虽发于嘉庆元年（1796年），根却深植于乾隆朝。彼时高宗皇帝倦政日久，初年励精图治之志渐消，转而耽于园林之筑、南巡之乐，更屡兴边衅，耗帑无数。尤以重用和珅为祸最烈。和珅创“议罪银”之制，贪吏纳金即可免罪，朝纲遂溃。百姓失地流离，数十万饥民涌入川、楚、陕交界山岭之间。此地三省推诿，吏治废弛，苛税如虎，民不堪命。

恰如吕祖洞宾尝言：“人心若贪，天地难容。”白莲教乘隙而入，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之说聚众结社。嘉庆元年正月初七，湖北宜都张正谟、聂杰人揭竿而起；旋即王聪儿、姚之富率襄阳教众响应，号令所至，川楚烽烟四起。清廷仓促调兵，然八旗绿营早已腐朽不堪，临阵溃逃者比比皆是。

太上皇乾隆虽退居养心殿，仍日夜焦盼捷报。然天不假年，嘉庆四年正月，帝崩于瀛台，犹未闻平寇之音。其子仁宗亲政后，改弦更张，重用地方团练，行“剿抚并施”之策，严守坚壁清野，历九年苦战，始克底定。

然胜亦惨胜。此役动十六省兵力，耗银一亿二千万两，几尽乾隆朝七千八百万两之积蓄。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康乾盛世”自此沦为史册虚名。更可忧者，朝廷倚重乡勇团练，中央军权旁落，武备之衰，已不可逆转。

盛极而衰，其由自召

世人常谓清朝之衰始于鸦片战争，实则病灶早伏于乾隆之世。雍正帝勤俭积储六千万两白银，传至其子；及嘉庆继位，国库存银不足二千万。非天灾所致，实人祸使然。

其一，好大喜功，财殚力痡。十全武功、六下江南，靡费巨万，皆取于民脂民膏。其二，宠信奸佞，吏治崩坏。和珅专权二十余载，私库之富竟逾国帑，议罪银制更使贪风炽烈，官箴尽丧。其三，闭关自守，拒通西学。当欧罗巴诸国蒸蒸日上之际，清廷犹以“天朝上国”自矜，禁海锁国，焚书兴狱，士子噤声，技艺停滞。

昔张三丰真人有言：“刚强易折，柔弱长存。”乾隆恃盛而骄，不知持盈保泰之道，反以威压驭天下，终致民怨沸腾。白莲教虽为邪教，然其能聚数十万众，岂独教义之惑？实乃苛政逼之耳。

故曰：盛世之崩，非一日之寒；大厦之倾，必先朽其梁柱。乾隆一朝，外饰繁华，内藏朽蠹，白莲教乱不过揭其疮疤。自此而后，清室再无回天之力，唯待百年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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