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都是领导农民起义,朱元璋能成功,洪秀全为什么失败了

朱元璋能成，洪秀全难继，盖因前者深谋远虑，后者急功近利。

时势之辨

元末乱世，天灾人祸，元廷苛政使汉人陷于水火。史载“土地兼并，民不聊生”，朱元璋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揭竿而起，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旗，得民心所向。其时元朝虽衰，然未失正统之名；而洪秀全起于咸丰年间（1851年），太平天国立国之际，中国已沦于半殖民地，内有清廷腐朽，外有列强虎视。正如《资治通鉴》所警：“天下之乱，非独政之失，亦时之弊也。”洪秀全欲“奉天讨胡”，却不知清廷承明制而得汉人地主拥护，太平天国反被斥为异端，内外交困，终成孤军。

洪秀全之失，在于未察时势之变。太平军初定天京，即急封王爵二千余，如吕洞宾点化世人：“急则失之，躁则败之。”其人不悟，反如醉酒登楼，未及登高而倾。

人心之策

朱元璋定都金陵后，深谙“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妙。此非权术，实合道家“守拙”之理。张三丰曾言：“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元璋不急于称帝，先固根基，北伐时“剪其枝叶，直捣老巢”，先灭陈友谅、张士诚，方成大业。其民族政策亦宽厚，华夷同体，蒙古、色目人皆纳为臣，得舆论之助。

反观洪秀全，虽有杨秀清、石达开等才，却陷于内斗。其废儒家、毁孔庙，如《国史大纲》叹：“士心离散，如断弦之琴。”太平天国视儒学为异端，拒天下读书人，人才凋零，终致“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昔者朱升献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纳之如甘泉。此语暗合《道德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非急功近利者可及。洪秀全定都后，即登基封王，醉心宫室，有诗云：“金殿玉阶皆锦绣，何须更问旧时人。”此等奢靡，恰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终成散沙。

洪秀全之败，正在“不谋全局，但图一隅”。太平军攻下武昌，却弃而不守，致清军围困江南江北，如《史记》所诫：“失其地者，失其民；失其民者，失其国。”而朱元璋北伐，先取山东、河南，再直指大都，步步为营，终成统一。

个人素质上，朱元璋“目光如炬”，自言“朕本淮右布衣，天下于我何难哉？”其治内严明，不使部下争权。洪秀全则“志在享乐”，封王滥赏，部将争斗不休，韦昌辉杀杨秀清，石达开率众出走，内耗如蚁噬木。此非天命，实乃人谋之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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