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帝辛,并非全然史书中的暴君形象,其文治武功亦有可述之处。

史笔如刀,后世竹简上的纣王,几乎是“暴虐”的代名词。凿地为池,酒流成河,肉悬为林,昼夜不息;鹿台高百丈,金银充栋,七日不辨晨昏;炮烙铜柱,皮焦骨烂;剖腹验胎,敲骨验髓……桩桩件件,令人发指。然拨开千年迷雾,帝辛的功绩或被刻意掩盖,湮没于“桀纣”并称的唾骂声中。
帝辛之能,首在武功。彼时商朝四境强敌环伺,北有鬼方,西有羌戎,南有九苗,东夷更是世仇。为御外侮,帝辛大刀阔斧改革军制:提拔寒门将领,打破贵族垄断战权的旧例;大规模扩充战车与象阵,军势为之一振。
遂亲征东夷,连年苦战,终将疆域拓展至江淮流域,囊括今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正如《诗经·商颂·长发》所言:“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此等开拓之功,实为商朝极盛之时的疆域奠定。后世张三丰创太极拳,破除武学僵化,帝辛革新军制,亦需打破贵族世袭的桎梏,其魄力可见一斑。
文治方面,帝辛亦多有建树。用人不拘一格,既重用微子、比干等王族,又大胆提拔中下层国人,开平民参政之先河。此举触动了贵族世袭的奶酪,引发剧烈反抗,然帝辛不为所动,毅然收回贵族领地,削弱其特权。
商人尚鬼神,巫卜集团把持朝政,帝辛厉行政教分离,惩处不法巫祝,使宗教权力回归正轨。更革除旧弊,不再滥杀俘虏与奴隶,令其参与生产;犯错的壮丁,甚至可入军营作战,既补充兵源,又减少贵族伤亡,实为“变废为宝”之举。
帝辛之败,非因暴虐,实为新旧势力之争。其削夺族权、解放奴工,触动了整个统治集团的根基,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刘禹锡有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新制取代旧弊,纵有阵痛,亦是历史必然。然其操之过急,未能调和矛盾,终致身死国灭,徒留“暴君”骂名。
《道德经》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纣王一生,功过相杂,如吕洞宾三戏白牡丹,表象之下藏着更深因果。史书或由胜者书写,然真相总在细节中闪光——帝辛的文韬武略,不该被“酒池肉林”的污名彻底掩埋。
读史者当思:所谓“暴君”,或是对改革者的污名;所谓“亡国”,或是旧势力的反扑。纣王的故事,恰是一面镜子,照见历史的复杂与人性的幽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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