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何排斥儒学孔子的后代“衍圣公”也不受他待见

朱元璋排斥儒学，实因其与皇权专制相悖；衍圣公不受待见，亦非偶然。

皇权独尊，不容“民贵君轻”

明太祖朱元璋起于草莽，深知乱世之苦，故立国之初，即以铁腕整肃吏治，严惩贪腐。然其对儒学之态度，却颇为复杂。他虽曾设科举、尊孔庙，然对“衍圣公”——孔子嫡裔，却始终冷淡疏远，甚至一度将孟子逐出孔庙配享之列。凡《孟子》中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者，皆被删削，或列为禁书。此举非仅出于个人好恶，实乃政治理想之根本冲突。

儒学本重君臣互敬、以民为本，而朱元璋所行，乃法家式“独视、独听、独断”之专制。彼时朝堂之上，但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岂容士人高谈“君不正则臣可去”？此非儒学之罪，实乃皇权不容异声耳。

昔者吕洞宾尝言：“大道无亲，常与善人。”然帝王之术，常以权谋为先，岂容仁义掣肘？朱元璋出身寒微，历尽艰险，登九五之尊后，唯恐权柄旁落，故凡有碍皇权集中者，无论经史子集，皆须俯首称臣。儒学若只讲忠顺，尚可容忍；若兼言民本、谏诤，则如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

刘伯温一语，点破儒术虚名

野史载，刘基（伯温）尝对太祖言：“世传‘半部《论语》治天下’，然千载以来，未见一儒生为天子。若真能治天下，何以孔孟之后，尽为布衣？”此语看似戏谑，实则深谙上意。刘伯温素通道术，通阴阳，知进退，其言非轻儒，乃借机为君解惑，使朱元璋得以名正言顺地压制儒林清议。

然细究之，刘伯温本人亦通经史，非全然反儒。其所讽者，乃后世儒者空谈性理、不务实际之弊。正如张三丰真人所叹：“读尽丹经万卷，不如一念回光。”儒学若止于章句，不究经世致用，纵有万卷，亦难安邦定国。朱元璋所厌者，非孔子之道，实乃儒生之迂阔与清高。

昔苏子瞻游赤壁，曾叹：“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然帝王眼中，无清风明月，唯有江山社稷。儒者欲以仁义化之，而君主但求威权固之。此道不同，不相为谋，故衍圣公虽承圣裔之名，终不得近天子之侧。

综而观之，朱元璋之排儒，非不知其教化之功，实惧其思想之不可控。皇权如炉，熔百家为一冶；儒学若剑，锋芒在外，易伤持柄之人。于是删《孟子》，抑衍圣，黜空谈，重实务——此非文化之劫，实乃权力逻辑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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