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四岁亲政,将三藩、河务、漕运三事悬于宫柱,夙夜忧思,此乃少年天子定鼎乾坤的根基。

康熙六年(1667年),十四岁的玄烨亲掌朝纲,方知“当家才知柴米贵”的深意。他亲书三事于宫中柱上:“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三藩之乱起于吴三桂等藩镇割据,历时八载,烽烟遍及西南。康熙十八年(1681年),清军直捣昆明,吴世璠伏诛,少年天子以雷霆手段平定内患。此战非仅军略之胜,更显其“治大国若烹小鲜,火候失则满盘皆输”的警醒——藩镇尾大不掉,若不及早剪除,国本必摇。
三藩既定,康熙即倾力于河务与漕运。河务者,治黄、淮、运三河之泛滥;漕运者,输南粮以养北京百万之众。古语云:“治国如治水,善治国者必先治水。”清初水患频仍,百姓“靠天吃饭”,一遇洪涝便啸聚为盗,动摇社稷。康熙深知,河务不修,则仓廪虚;漕运不畅,则京师危。他曾叹道:“南方米粮若断,紫禁城内米价腾贵,民心立散。”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靳辅擢升河道总督,以全局之思统筹三河。他修导黄入海、筑高家堰,使水势驯服如良驹。其间,康熙南巡六次,历时廿三载。初巡山东,与靳辅论河策,因见地不合罢其职;再巡时亲察民瘼,见靳辅之法“导水循轨,百姓称便”,遂复用之。此中颇有道家机锋:昔年吕洞宾云游江淮,见水患肆虐,点化渔夫以“静心观澜,因势利导”之法疏浚河道,终使浊浪归槽。康熙闻此轶事,曾于奏章批曰:“水性本无善恶,治者得其道耳。”恰如苏轼《晁错论》所言:“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漕运之要,更系京师命脉。慕天颜任漕运总督时,奏请于京口至瓜州设官渡船护漕,部议未准。康熙南巡亲见“风涛最险,漕船倾覆者岁有”,遂力排众议,批曰:“南巡所见,备船过渡实益于民。”此等决断,非躬行不能得。张三丰亦有寓言:曾见老农引水灌田,不强堵而善疏,终获丰稔。康熙深悟“顺势而为,无为而无不为”之理,将漕运与河务熔于一炉。靳辅、于成龙诸臣承其遗泽,修堤浚漕,使“千里舳舻通漕粟,江南粳稻达燕京”(化用白居易《隋堤柳》诗意)。廿余年间,河清漕畅,仓廪实而民心安,康乾盛世之基,实肇于此三事。
康熙以三藩定乾坤,以河漕养万民,其治世之道,不在庙堂高论,而在足履实地。观其南巡足迹,抚疮痍、问疾苦,方知“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非虚言。三藩既平,河漕得理,清祚绵延百余载,岂偶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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