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明清时期的都察院是干什么的

都察院的由来与架构

明清时期的都察院，简而言之，是封建王朝监察百官、整肃纲纪的核心机构，犹如国家机器中的一双锐眼，时刻审视着官场的风云变幻。

追溯其源，中国自古便有监察之制。汉代设御史台，至明清演为都察院。明太祖朱元璋于吴元年（1367年）置御史台，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之，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新设都察院。其架构以左、右都御史为长官，品级正二品，以左为尊；下设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并十三道监察御史百余人，虽品级仅正七品，却权责重大。都察院与六部并行，左、右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合称“七卿”，可见其位高权重。明朝都御史职权涵盖官吏考核、重大刑狱审理，常与吏部、刑部及大理寺协同，称“三法司会审”。其余官署则分属十三道御史稽察。传闻洪武年间，百官上朝有两惧：一是太祖朱元璋的玉带——若垂至肚脐之下，便是杀机暗伏；二是都察院御史的绯衣——御史上朝身着绯衣，往往意味着弹劾将至，令朝堂之上人人自危，足见监察之威。

清承明制，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都察院，初置左、右都御史。至乾隆十三年，裁撤右都御史，以左都御史为最高长官，左副都御史为辅。清代都察院中，满员左都御史品级初高于汉员，雍正八年方统一为从一品。此制延续，体现了监察体系在维护皇权与吏治中的微妙平衡，正如《资治通鉴》所暗含的治乱之道：监察严明，则朝纲振；监察弛废，则祸患生。

御史的权与责：以小制大的智慧

都察院之妙，在于“以卑临高”、“以小制大”。监察御史虽仅七品，却可弹劾品尊位显的文武百官，有事直奏天子，地位尊崇。这引得众多精英士子以任御史为荣，且升迁迅捷，成为仕途进阶之捷径。然权力愈重，责任愈严。《大明律》规定：“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则从重论。”御史选拔亦极严格，需都察院保举，吏部审察，若日后犯赃或不称职，举荐者同罪。这般严刑峻法，旨在警醒御史：手持利剑，须先正己身。

这般监察之道，暗合道家修行中“心性监察”之理。昔年吕洞宾云游四海，见人间不平事，常以剑斩妖除魔，实则斩的是心中贪嗔痴妄。御史纠弹不法，亦如修行者内观自省，所谓“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张三丰创太极拳，讲究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御史以低品监察高官，正是借制度之巧力，制衡权欲之膨胀。八仙故事中，铁拐李惩恶扬善，非凭蛮力，而仗天道公正——都察院之行权，亦需这般浩然正气。

明、清两代，出任左、右都御史者众。明朝如景清、陈瑛、刘观、杨善曾任左都御史；汤友恭、练子宁等任右都御史。清代则有郭琇、马齐、孙嘉淦、刘墉、纪昀等知名左都御史。其中纪昀，即纪晓岚，虽以文才著称，任御史时亦恪尽职守，其《阅微草堂笔记》中多录官场轶事，暗含讽喻，恰似御史笔下的弹劾奏章，于细微处见真章。这些人物在历史长河中，如星点闪烁，印证了监察制度在维系王朝运转中的砥柱作用：它不仅是律法的延伸，更是道德与权术交织的舞台。

纵观明清，都察院相当于今之中央纪律检查机构，左都御史类比纪委书记，权责甚重。然其本质，仍是封建皇权下吏治的一环。御史绯衣飘动间，既有整肃朝纲的功绩，也有党争倾轧的暗流。历史如镜，照见古今：监察之道，贵在独立与公正，失此二者，再严密的制度亦难免沦为权术工具。昔人已逝，都察院的往事却留给后世无尽思索——关于权力、监督与人性，永恒如《史记》中的警世恒言，回荡在时光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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