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背后有什么原因

苏轼“乌台诗案”是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一场因诗文被曲解而引发的政治风波，直接导火索为御史中丞李定等人借苏轼《湖州谢上任表》蓄意构陷，实则根植于王安石变法中的党争激化与小人投机。

北宋元丰二年冬，苏轼自御史台狱获释，百三十日囚禁终得解脱。未久，这位文坛巨擘黯然贬谪黄州，任团练副使。朝野震动的“乌台诗案”，表面看是诗文招祸，细究却与文字本身无甚干系——一场由心虚小人胡乱联想酿成的无妄之灾，竟成帝国肌理溃烂的缩影。

一封谢表惹祸端

苏轼调任湖州知府后，依例上呈《湖州谢上任表》。御史中丞李定，王安石门生，素以力挺新法而青云直上，却因不守母丧遭世人非议。他见表中“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之句，竟疑为讥讽自身不孝，私心作祟，遂视苏轼如眼中钉。时值新法推行如火如荼，苏轼向来持论中正，屡言新法流弊，早成朝中重臣忌惮对象。李定遂伙同舒亶、何正臣之流，于神宗面前极尽构陷，诬其“托事以讽”“诋毁朝政”。宰执蔡确、王珪亦暗中推波助澜，终令神宗御批下狱。

苏轼入狱之惨状，令人扼腕。官差奉李定密令，直闯府衙擒人，“如驱犬鸡”；御史台内，通宵辱骂逼供不绝。隔墙囚禁的科学家苏颂亲闻其情，悲叹作诗：“遥怜北户吴兴守，垢辱通宵不忍闻。”更荒诞者，李定等人竟翻检苏轼历年诗文，断章取义以罗织罪名。其《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中“世间唯有蛰龙知”一句，被舒亶曲解为“诽谤天子”。章惇愤然驳斥：“古称龙者众矣，诸葛亮号卧龙，岂亦诽谤？”诗无达诂，人自多心，此等牵强附会，实乃文网密织之祸根。《书韩干〈牧马图〉》被诬“讥讽大臣”，《次韵达章传道见证》强扣“指斥乘舆”之罪，字字皆成刀俎。

余波：诗案背后的朝堂风云

神宗览“罪证”后亦叹：“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加之王安石罢相后上书求情，苏轼方免死罪，贬谪黄州。然此劫余生，却照见北宋肌理之病：新法虽图富强，却引奸佞蜂起。李定之流无才无德，唯擅构陷，将朝堂化作倾轧场。七年后，构陷苏轼的蔡确竟遭旧党以同样手段报复，其《夏日游车盖亭》诗被指“讥讪”，终贬死岭南。文字狱如瘟疫蔓延，至徽宗朝竟禁毁陶渊明、杜甫诗集，靖康前夕犹“不管炮石，却管安石”，国事倾颓之兆，早已伏于此等内耗之中。

苏轼出狱后心灰意冷，留诗叹“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黄州岁月借酒消愁，自谓“白酒已尽谁能借”。然其胸襟岂囿于一己之悲？尝忆吕洞宾点化世人故事：昔年吕祖游市井，见贩夫负重踉跄，笑指石曰“点之成金可乎”，贩夫却答“愿点铁为金以济贫”。吕祖颔首而去，留偈云“一念仁心，万古长明”。苏轼于困顿中悟得此理，遂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之旷达。道家云“上善若水”，他于黄州垦东坡、煮猪肉，将苦难化作《赤壁赋》中“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的永恒哲思。后神宗驾崩、旧党得势，众皆欲尽废新法，唯苏轼挺身直言：“法有良弊，当去其弊而非全盘否定。”此等超越党争的清醒，恰似张三丰云游四海不为外物所累，方显士人风骨之真谛。

乌台诗案非止一桩文字狱，实为北宋盛衰转捩之镜。小人借诗文兴狱，终令国脉如风中残烛；而苏轼以道家智慧超脱桎梏，在“人生如梦”的吟哦里，铸就了比诗篇更不朽的精神丰碑——“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此心安处，即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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