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明明文武双全，为什么要重文轻武呢

赵匡胤重文轻武，实非不知兵事，而是深知兵权之险，故以文驭武，以防他人效其“黄袍加身”之举。

一、黄袍加身，亦是心头刺

赵匡胤生于军旅之家，少时习弓马，通韬略，兼有胆识。史载其生时异香满室，邻里皆奇之。及长，投郭威帐下，屡立战功，深得倚重。后周世宗柴荣在位时，虽知其才，亦不免疑其势重。匡胤察微知著，遂敛锋藏锐，谨言慎行，以避猜忌。

然至显德七年（公元960年），幼主新立，朝局未稳。将士思变，谣诼纷起，谓“主少国疑，难御外侮”。军中遂有拥戴之意。一日，众将密谋，乘匡胤醉卧之际，披黄袍于其身，佯作天命所归。匡胤醒而惶惧，然事已至此，不得不返京“清君侧”，实则易周为宋。其入汴京，兵不血刃，封周帝为郑王，约不加害，颇显仁厚。

此事看似机缘巧合，实则人心所向、势之所趋。然对赵匡胤而言，此等“得天命”之法，恰如双刃之剑——既能助己登极，亦可被他人仿效。故其登基之后，日夜思虑者，非外敌，乃内患也。

二、杯酒释兵权，文治掩武备

既平南方诸国，天下稍定，赵匡胤与赵普议曰：“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八姓十二君，争战不息，皆由方镇太重，君弱臣强。”于是设宴召诸将，酒酣之际，喟然叹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麾下贪图富贵，亦以黄袍加汝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众将闻言，顿首泣谢，翌日皆称病乞罢兵柄。此即“杯酒释兵权”之典。

此举虽安内患，却埋外忧。自此，枢密院掌兵符而无统兵之权，三衙统兵而无调兵之令，兵将分离，号令不一。更令文臣主边事，儒生领戎务。诚如吕洞宾尝言：“刚强者易折，柔顺者长存。”然治国非修道，柔不可无骨。文士虽通经史，岂谙阵法？故宋军虽众，常临敌而溃。

昔张三丰论武，谓“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然此乃修身之道，非御寇之策。国家若无强兵为盾，纵有锦绣文章、清明科举，亦如大厦无基。观宋之盛，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儒学复兴，理学肇兴，然燕云未复，岁币频输，终致靖康之耻。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有句：“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然宋之江山，虽如画，却少豪杰用武之地。非无良将，乃制度抑之；非无壮志，乃体制束之。文风愈盛，武备愈弛，终使华夏雄风，黯然于北虏铁骑之下。

赵匡胤之重文轻武，本意在固本安邦，防篡夺之祸。然矫枉过正，反致国势积弱。此正如《易》所言：“履霜，坚冰至。”初时不过一念之慎，久之竟成百年之弊。后世观之，当知治国之道，文武并用，刚柔相济，方为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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