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封诸王之制,非对非错,实乃时势所迫、人情所趋;其兴也勃焉,其乱也忽焉,故历代屡试而不绝。

周室肇基,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然礼乐未久,诸侯坐大,遂有春秋之乱、战国之争。《诗》云:“大邦维屏,大宗维翰。”初意固善,奈何枝强干弱,终致天子失权。此正如道家所言:“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盛极必衰,势之所然。
汉高祖刘邦起于草莽,深知六国遗族根深蒂固。楚汉之际,人心尚古,分封之念深入人心。若不裂土以酬功臣、抚旧族,则新朝难立。故高帝权衡利害,郡国并行,封韩信、彭越等为王,又大封刘氏子弟,以为“骨肉相维”。然未几,异姓王反,同姓王亦生觊觎。七国之乱,几倾社稷。吕洞宾尝言:“欲固其本,先察其末。”刘邦欲以亲亲固国,却未料亲情亦可化为刀兵。
西晋司马炎承魏祚,虽代汉而立,然司马氏本为曹魏权臣,宗族盘踞朝野。炎若不封诸叔父、兄弟为王,授以兵权、食邑,则族内离心,皇位难安。然此策如饮鸩止渴——八王之乱,骨肉相残,五胡乘隙,神州陆沉。此正应了《道德经》所警:“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及至明太祖朱元璋,幼历饥寒,登极后念子孙永享富贵,遂尽封二十余子为藩王,镇守边陲。彼时意气风发,谓诸王可“夹辅皇室”。孰料燕王朱棣自北平起兵,靖难之役,建文帝不知所终。成祖虽胜,亦惧藩王效己,遂削其兵权,禁其出城,使诸王徒拥虚名,日事宴游。张三丰曾叹:“外重则内轻,外轻则内安。”朱元璋欲以藩屏京师,反启篡逆之阶。
观四朝分封,其始皆出于不得已:或为笼络豪强,或为安抚宗亲,或为私恩荫庇。然制度若失节制,亲亲之义反成割据之资。古人云:“树德务滋,除恶务本。”分封本身无善恶,关键在于能否制其势、限其权。若使诸侯如《周礼》所载,“受地而不专征”,则可为藩篱;若使其拥甲兵、擅赋税、自辟官属,则无异于国中之国,乱之所由生也。
昔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终归一体于道。治国亦然,分合之道,贵在平衡。唐太宗曾问房玄龄:“自古帝王,或兴或衰,何也?”对曰:“在德不在险,在政不在封。”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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