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明清时期两大商帮，徽商与晋商有什么区别

徽商与晋商虽同为明清两大商帮，皆以盐业起家，但徽商重宗族儒学，晋商重地缘信义，二者在治理模式与文化信仰上有着本质的区别。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明朝中叶，商品经济如春潮涌动，江湖上冒出了不少响当当的地域商帮，渐渐形成了十大商帮。这其中，最扎眼的莫过于徽商和晋商。几百年来，这两大巨头雄视海内，正所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这可不是浪得虚名。

说起这两家的发家史，倒是有些殊途同归的味道。晋商兴起于明初，那是抓住了给边关军队输送粮草的机会，换来了贩盐的特权，这便是第一桶金。徽商的历史要更早些，也是靠着银两换取盐引，在官府的庇护下慢慢壮大。虽说都是从贩盐起步，慢慢涉足其他行业，但这治理路数，却是一个向南，一个向北，大不相同。

诚信为本与依附权贵

做生意，讲究的是个“信”字。徽商在买卖中，大多能从诚信出发，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反对那些投机取巧的勾当。晋商更是把信誉看得比命还重，虽以盈利为目的，但道德信义才是他们的标准。这就好比道家故事里讲的，

吕洞宾祖师当年下凡试人心，若心术不正，神仙也难救。唯有心存正念，方能长久。

但这世道，光靠诚信还不够，还得靠山。徽商和晋商都深谙此道。徽商善于攀附权贵，通过钱权交易，把两淮盐引的特权紧紧攥在手里，这便是取之不尽的财源。清代扬州八大盐商，徽商独占其四，那是真有钱。他们还重视教育，子弟读书做官，反过来又成了商帮的政治后盾。晋商也不差，一直附庸权贵，支持政府的各种经济军事活动。从清朝同治年间开始，税收京饷往往由晋商借支垫汇，混个“皇商”当当，风光无限。

然而，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桃花扇》里的这句词，道尽了世态炎凉。

随着封建社会的土崩瓦解，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不再，必然如烟云般消散，这便是历史的警示。

儒商风骨与票号规矩

徽商是“贾而好儒”的典型，不仅自己喜欢读书，更重视下一代的培养。致富后，总要在家乡兴建书屋，督促子弟读书，这成了徽商的一种风尚。通过读书，既能提高素质，又能跻身仕途，反过来庇护家族生意。而晋商刚好相反，他们认为经商致富才是光耀门庭之事，功名反倒是次要的。许多山西人放弃书本，弃儒从商，形成了“学而优则商”的风气，把经商视为一项崇高的事业。

致富了怎么花钱？这也是两家的大不同。徽商致富后，侈靡之风大盛，大造园林别墅，衣服舆马动辄数十万，私人厨师、戏班、姬妾成群，除了扩大再生产，利润大多用在这些享乐和宗族建设上。而晋商大多克勤克俭，

正如张三丰祖师所言，道法自然，不可纵欲。

在治理方式上，晋商采用票号制度，遵循“避亲举乡”的原则，排斥亲族，认为亲族关系会破坏规矩，利用地缘关系和股权、奖金来激励成员，规章制度严得像铁桶。徽商则重视宗族，多在宗族子弟中选拔经理和伙计，用族法家规来约束成员。徽商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掌柜实权有限；而晋商采取股俸制，经理掌柜多是股东，可以参与分红，有点像现代股份公司的雏形。

至于信仰，那更是泾渭分明。晋商把关公当做偶像，宣扬“忠诚信义”；徽商则把朱熹奉为神明，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用理学倡导的伦理道德来约束行为。这便是地域文化造就的差异。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都抓住了时代的机遇，但他们的兴衰，终究是随着政府对盐业政策的调整而起落，留给后人的，不过是一段段谈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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