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为什么诗人这个群体总是容易陷入极端和迷狂？

当疯癫成为一种病，流行于人类之中，我们亲眼见证了疯癫成名，却都无法逃离。

法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瑞典教法语的时候曾写下他第一部重要的论作《疯癫与文明》，在书中，福柯以极其犀利的视角来解析历史上“疯狂”这个概念是如何发轫的。

福柯从中世纪开始分析，疯狂、疯癫与疾病，在那时似乎并没有任何关系。

十五世纪的欧洲是被上帝的光辉笼罩着的欧洲。

在上帝的福泽下，疯癫与人类的拯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十五世纪死亡与瘟疫盛行时曾经一度流传了一个怪异的习俗叫做"愚人船"——愚人船里满载着疯癫的人们，那些人们被关在船里，终日飘荡于大海上，无目的地，无截止期，只是一船人在无垠的海上飘荡。

这是那时处置疯人的办法，如果现代人看来确实是极为残忍，但是在那时，这样的行为更被认作是人类的拯救，是"朝圣的旅行"。疯癫与不疯癫的人们，都不觉得这是痛苦，更多的是对上帝的虔诚。

而后，疯人形象到达文艺复兴时期，疯子更与世间真理所连接，当莎士比亚的手里产生了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这样的传奇故事时，疯癫背后就象征着认识到了世界的真相。疯狂后即刻找到真我。

那么疯子的负面形象到底产生于何时，是在十七世纪以后，当疯人院这样的场所普及后，疯子的形象终于成为了人们内心的恐惧。疯子在那时被人们冠以人性的压抑与兽性的爆发。成为动物的疯人也被关入了笼子里。

当疯癫与文明形成二元对立的结构，现代文明摒弃了疯癫，人们才将它视作邪恶的恐怖的，可是疯癫是否真的是"疯癫"的，疯癫是否是一种病？

古代文明中迷狂的诗人

在很早很早的古希腊，柏拉图曾就提出过"迷狂说"这样的命题。柏拉图认为评判诗人是否高明就看诗人是否凭借灵感来创作，这里的"灵感"一是来源于神明附体而是来源于灵魂回忆。只有当创作者达到癫狂的状态创造作品时，才是一个作品纯洁自然的保障，才是好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不受技巧和人为左右。

这不仅仅是一个命题，我们在历史上不难找到例子，在雅典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梭伦就曾制造过一场"疯诗人"事件。当时雅典的社会动荡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雅典周围分布着一些城邦，这些城邦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赶上而且超过雅典，有外邦占领了雅典的海岛，失去海岛的雅典在海上贸易上受到严重的挫伤。

雅典几次派兵去争夺，结果都失败了。城邦居民极为不满，政府为压制群众颁布了极为屈辱的法令："任何人都不得提议去争夺萨拉米斯岛，违者必处死刑。"梭伦极力反对政府屈辱的条约，想要唤醒城邦居民，但是有想逃脱死刑，就在这样的机缘下他开始佯装疯癫。

那时 "疯"了的梭伦经常出现在雅典的中心广场上。每每见他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双手不住地擂打着自己的胸部，吸引了许多人围观。人越聚越多时，他就会趁此机会对着人群大声朗读他的诗篇：

"啊，我们的萨拉米斯，她是多么美丽，又多么使我们留恋，让我们向萨拉米斯进军，我们要为收复这座海岛而战，我们要雪洗雅典人身上的奇耻大辱……"

在不明真相的人们的惊叹、惋惜声中，梭伦滔滔不绝地朗诵着，终于，用激越的诗篇，激起了雅典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尊严。

所谓的"疯诗人"并不仅仅存在于欧洲，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极为熟知的李白就是这样的人物，李白是现代认为的唐朝诗歌成就最突出的人才，但是他与"疯癫"也常常挂钩，但凡读了李白的作品，我们总能从其中读到些许疯意，是"将进酒"疯癫豪饮过后的落寞，是"侠客行"三杯吐然诺后的壮志。李白就是这样半仙半俗半疯癫的人物，

正如余光中所说："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还有三分啸成剑气，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当疯癫与文明没有定义时，疯癫成为文明的指引，可是当我们把疯癫钉上可怖的面具时，人人避犹不及，可是我们却没有察觉疯癫仍在改变我们的文明，所谓的正常人拿偏见排挤怪异，用非理性来成全理性时，疯癫悄然滋长。

现代文明中迷狂的诗人

所谓疯癫人们将它定义为精神病，是精神上的症状。有些人他们疯癫却往往制造，另一种精神。在现代文明中，疯癫早就这样划分的清清楚楚了，甚至有了专门的医学研究与治疗，但是在某些时期里仍然不乏那些迷狂的诗人，用自己的精神来反叛常理。

我们认识顾城，他曾写下"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首简短却绝伦的诗歌《一代人》。

我们认识顾城，也因他曾经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是以极其残忍的手段用斧头砍死，随后自杀。

顾城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朦胧诗派的重要诗人，把他与舒婷、北岛相提并论，他在新诗潮的进程中声势壮大，在诗歌造诣上是不可替代的诗学意义。顾城创作诗歌以感觉至上，用灵魂来感受诗歌，以性灵写作，这与古希腊柏拉图所倡导的"迷狂说"有着跨时代的联结，顾城在当今时代可能是难以定夺的天才或疯子，假如顾城生于古希腊，或者他能活成圣人的模样。

1993年，顾城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因为离婚与妻子谢烨发生了冲突，他用斧头砍伤了妻子，顾城在崩溃中留下四封遗书随即自杀，而他的妻子最终也离世了。这无疑是一场悲剧，我们不能否定顾城在人性上的残忍，可是如果就这样单单纯纯的把顾城判定为杀人的疯子又似乎过于片面，疯癫与文明总是这样相辅相成。

在社会意义上，顾城之死应该叫做罪有应得，可是文学史上的顾城之死永远是那么一块心病。顾城以其孩子般的诗歌艺术，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人类文明史上不曾有过的天国，他超越世界，带领我们至一个新的高度。

说完顾城，你是否能想到另一个有名的诗人，他仍然疯癫但他也不曾疯癫。那就是海子。

那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知被多少文艺青年用滥。海子的诗歌也是他精神的象征，海子曾说过"抒情就是血。他的所有作品都呈红色，都是用血浸泡过的，都是经过了火烙后生成的"。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抒情诗人，他是狂人式的先知，是神启式的灵悟，他也以超越这个世界的精神写成他笔下的诗歌，于是乎1989年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他比顾城要早，他们两个都以悲剧的形式向世界说了晚安。

高度紧张的精神和通灵似的写作，好像就是一批疯癫诗人的常态，而他们往往都以悲剧结束在这个世界的旅程，这就是疯癫与文明的相斥，世界对疯癫已将定下了边框，踏出文明的界限即是疯癫，可是疯癫往往裹挟着文明，裹挟着文明前进，在最初我们不把疯癫看做疯癫时，大概就没有这许多悲剧，历史的走向一步一步沉重，更多的定义将文明拖上了更重的枷锁，其实在当初疯癫与文明毫无对立时，恰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快速上的时期。人的生命不该被赋予定义，精神也不该被赋予定义。

"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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